张云鹏业绩简述

　　张云鹏（1925～1970年），男，山东省济南市人，先后供职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湖北省博物馆。新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湖北考古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为江汉地区的考古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一

　　张云鹏是江汉地区新石器、商周和楚文化考古的开拓者，湖北考古事业发展初期基层专业人才的培育者。他对当时江汉地区考古成果的梳理研究，给湖北考古学界很大影响，为江汉地区考古学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他开拓的江汉地区新石器、商周、楚文化考古，至今深深影响着全省考古工作的格局，湖北考古拓荒地屈家岭以及石家河、盘龙城、纪南城等遗址，不仅今天还是湖北考古工作的重点，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些地区还有很大的考古价值。

　　1952年张云鹏由浙江大学人类学研究所获硕士学位后，入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先在河南、陕西做考古发掘，后到湖北地区开展工作。短短18年的考古生涯（除却1966～1970年工作被迫停止，实际只有十三四年），他的足迹遍及黄河之滨，长江两岸，为刚刚起步的新中国考古事业献出了毕生精力。

　　20世纪50年代初，他追随夏鼐、郭宝钧、陈公柔等老一代考古学家，在河南辉县、郑州、成皋、广武、渑池、安阳大司空、洛阳汉墓、洛阳周王城，陕西西安半坡等遗址做考古调查或发掘工作，连续担任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联合举办的，对新中国考古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四届“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中第二、三届的辅导员，讲授“人体骨骼标本田野鉴定和处理”课并辅导田野实习（图1）。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承担着繁重的全国范围内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1］20世纪50年代中期，张云鹏因湖北基本建设工程中发现古文化遗址而到达湖北考察，继而先后担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合组的石龙江过江水库指挥部文物工作队队长、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省工作队队长，主持发掘了湖北京山屈家岭遗址，布下了湖北考古的第一个探方，挖下了湖北考古第一铲。从此，他带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队，在江汉地区开展了长达七年广泛深入的田野考古和研究工作。

　　1955～1961年，张云鹏主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地区工作期间，正逢国家大兴水利和基本建设，配合工程，考古工作异常繁忙（图2）。1958年，因长江三峡大坝、丹江水库两项大型水利工程淹没区涉及湖北、四川、河南等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长江流域工作队”（简称长江工作队），张云鹏任副队长（队长石兴邦），主持湖北地区工作，长江工作队把考古工作的重点放在了湖北。年底，文化部文物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武汉长江水利委员会又联合组建“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文物考古队”，此时考古研究所长江工作队改称“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文物考古队直属工作队”，张云鹏主持直属队工作，率领直属队20余人全面展开了湖北淹没区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图3）。

　　张云鹏带领中国科学院考古所这支队伍和配合工作的湖北当地考古人员，在石龙过江水库（天门、京山、钟祥）、三峡大坝一期（宜昌地区）和丹江水库（郧、均两县）等跨省、区、县工程以及一些本省中、小型基本建设工程区，以专业、规范、高效的调查发掘和对重点资料的及时整理刊出，为湖北抢救、积累了大量专业规范的古文化遗址考古调查和发掘资料，避免了很多因无力抢救或专业辨识度不够而造成的各种损毁，如在京山屈家岭，天门石家河，均县朱家台，郧县青龙泉、大寺等遗址的发掘都取得了重要收获。许多重要遗址因此得以保护或发掘，许多调查发掘资料因专业的发掘和整理，其区域历史价值得到体现，这些都是当时仅有几名“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结业人员的湖北考古力所不及。其间还有武汉至大冶铁路线的抢救性发掘，之后有配合纪南渠修建等开展的纪南城大规模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他都是全力以赴。这种高度的职业担当，贯穿了张云鹏的一生。后来，面对江陵等地一些有价值的古文化遗址遭到工程破坏而领导无视，他痛心疾首，奔走呼吁。

　　1957～1958年，他在湖北各地作了大量的古遗址调查，足迹遍及鄂西、鄂西北、鄂东、鄂东南、鄂中、鄂南等地，并在鄂东地区主持发掘了黄冈螺蛳山新石器遗址、圻春毛家咀西周木构建筑基址。毛家咀西周木构建筑基址是首次在我国南方发现的大型干栏式木构架建筑遗迹，是中国西周考古的重大发现。

　　1961年10月在湖北省博物馆的一再邀请下，张云鹏调到湖北省博物馆任考古资料研究室负责人。作为湖北第一个有专业教育背景的考古人，他更是胸怀江汉地区历史文化体系研究的大局，布局全省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不仅开启了纪南城、盘龙城等遗址的考古序幕，并有许多远景规划。

　　二

　　江汉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1955年2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协商合组“石龙江过江水库指挥部文物工作队”，张云鹏任队长，1955～1957年主持了湖北京山屈家岭遗址一、二次考古发掘，天门石家河遗址群一至三次考古发掘。之后他又主导了在均县、郧县、黄冈等地多处新石器遗址的发掘，撰写了《江汉地区原始氏族的社会生活和文化》（会议论文，1963年）等文。石家河遗址“所获资料是以后提出‘石家河文化’的主要依据”［2］，特别是屈家岭遗址的发掘，是一次受命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以探索长江中游史前考古学文化为课题的学术性考古发掘（图4～11）。

　　1955年2月张云鹏主持的京山屈家岭遗址第一次发掘，开启了湖北历史上第一次科学规范的考古发掘。1965年他撰写的湖北第一部考古报告，也即长江中游地区第一部新石器时代考古报告——《京山屈家岭》出版，命名了影响达到湖南、河南、重庆等地，对江汉地区影响深远的长江中游地区第一个考古学文化——屈家岭文化（图12～15）。

　　《京山屈家岭》收录资料全部为第二次发掘所得，屈家岭遗址第二次发掘的层位划分，奠定了屈家岭文化分期的依据，并且直至今日未曾动摇。屈家岭遗存第二次发掘收获及其成果，奠定了江汉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与研究的基础［3］。张云鹏布下第一个探方的京山屈家岭遗址、天门石家河遗址在以后70年的时间里，发掘工作仍在继续，并时有新发现。

　　他执笔的《京山屈家岭》的出版，填补了江汉地区新石器文化研究的空白，极大地推进了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的开展；开始了江汉地区新石器文化编年与文化谱系的探索，为后来的江汉地区乃至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文化编年与文化谱系研究奠定了基础；首次明确了我国距今四五千年的稻作遗存，开启了从植物遗存探索原始稻作农业的研究序幕；展示了江汉地区在距今四五千年已达到相当发展的文化现象，约距今5000年的玉器在屈家岭遗址发掘中首先得到了确认［4］。

　　江汉地区商周考古1957年张云鹏即到盘龙城（时称盘土城）做考古调查，1958年主持发掘圻春毛家咀西周木构建筑基址，1961年调查、探掘汉阳纱帽山商周遗址，1963年主持了盘龙城遗址的第一次考古发掘，就是这一次发掘确认了盘龙城的时代。他说：这是商族人来到盘龙城留下的足迹，盘龙城存在一支用先进武器武装起来的军队。破除了史学界认为商文化不过大别山、不过长江的认知。当年，张云鹏仅据黄陂盘龙城楼子湾遗址的发掘资料，对黄陂盘龙城遗址时代的精准定位——商代二里冈期，“在当时史学、考古学界引发了不小震撼”［5］。

　　楼子湾遗址发掘时，在极为难辨的土色中，他通过地层解决了遗址文化层与墓葬的打破关系，墓葬之间的早晚打破关系，为盘龙城商代墓葬及遗址的分期提供了科学依据，为江汉平原商周考古的分期做出了贡献，奠定了湖北商周考古研究的可靠基础［6］。张云鹏曾表明有计划做解剖城垣的发掘，探明城址的确切年代、功能和它与商文化的关系，还有计划进一步探索盘龙城的性质，但均未如愿。他提出的一些问题和未实现的计划，成了后来学者们一直探讨的课题和实践的目标。时至今日，盘龙城遗址的发掘还在继续，相关研究也在后继学者的努力下进一步深化。

　　江汉地区楚文化考古20世纪50年代中张云鹏由屈家岭到达纪南城考察，之后判定纪南城为楚郢都故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湖北的东边、北边和南边都有重要的楚墓发现，而夹在当中的湖北仅发现有零星的小型楚墓，楚都所在的江陵却没有任何楚墓、楚文物面世。人们不禁要问：“湖北是不是楚的腹心？文献中记载的楚都在江陵是不是错了？［7］为此，张云鹏曾从繁忙的考古工地抽身考察江陵纪南城，并于1958、1959年派员对纪南城、郢城进行调查勘探，用一年的时间实测了两城平面图。1961年，他一到湖北省博物馆就决定改变现状，确定将探索楚文化作为湖北考古的重要课题和长期工作，构想在江陵纪南城建立江汉地区楚文化考古研究中心。10月下旬，张云鹏带领一支考古队开赴江陵，正式拉开了纪南城楚文化考古的序幕。

　　但他并没有急功近利，而是确立并顶住压力和各种干扰，全力坚持“先城外后城内”的工作方针。即先在城外的考古中积累对楚文化的认识后，再进入纪南城内做考古发掘，并从长计议，推动设立了“江陵考古工作站”。先城外再城内的做法，当时遭到某些人的反对和非议，“文革”期间甚至有人对此彻底否定，并被罗列为他“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一宗罪状遭到批判，但历史证明了他不同寻常的专业格局和决策的正确。

　　1961年下半年，张云鹏带领湖北省博物馆和荆州地区、江陵县文化部门组成的考古队，并阶段性邀请北京大学考古教研室俞伟超先生带领一队师生增援，在纪南城外全面展开了考古工作。在大量考古调查的基础上，他坚持以抢救工程线上的古遗址为主，其他的日后发掘。至1965年，这支队伍在江陵太晖观调查发现楚墓100余座，清理发掘10座。在江陵张家山砖瓦厂取土场地区发现战国至唐代墓葬700余座，发掘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楚墓80余座。还调查发掘了万城城址、万城西周青铜器群和万城、葛陂寺楚墓（调查50余座，发掘24座）。在纪南渠一线重点发掘了纱帽堰、拍马山、郭大口等一批楚文化遗址和楚墓。据张云鹏1965年工作笔记“1962年下半年开始……纪南城外共发现楚墓地13处，共发掘古墓166座”，由此获得了一批有关楚文化的重要资料，初步掌握了楚文化遗址的基本特征和文化面貌（图16～18）。

　　1964年经过几年城外奋战和认知储备，积累了较丰富的楚墓发掘经验后，张云鹏拟定了总体工作计划，带队进入纪南城内，开展了勘探纪南城内文化遗迹分布和古城布局的工作。这年纪南城将建设49道渠道①，考古队在纪南城内做了一些小规模试掘以及配合农田水利工程的考古发掘。

　　进城以前，他邀请武汉测绘学院师生，对纪南城现存地貌进行全面的专业测绘。在谈到地形图测绘的重要性时,他说“地图可以帮助我们提供些线索”、“需要地图记录材料……研究地形与考古的关系”、“需要地图来表现考古的成果……复原历史面貌——楚都建置的研究”②。测绘工作耗时一年，于1965年绘制成比例1/2000，等高线距0.5米，包括现存纪南城城垣外50～100米范围以内的纪南城全貌地形图一张，为城内工作开展起来后，有效地掌握和科学记录纪南城文化遗存的分布及地貌变化，科学地发掘、保护纪南城城址提供了科学依据（图19）。正当万事俱备，准备全面展开城内发掘工作之时，1965年下半年，张云鹏却被强行抽去恩施参加“四清”工作，随后“文革”开始。

　　约四年时间，张云鹏主持开展的配合基建工程大量、高效的楚文化遗址、墓葬调查和发掘工作，获取了丰富的研究资料。1962年在《江汉地区考古收获》（会议论文）一文中，他就由江陵境内已获得的楚墓资料，与鄂城、大冶、松滋、郧县等地的东周墓对比，总结出江陵楚墓的特征和各期楚墓陶器的组合及文化特征，在楚文化研究上已形成初步认识。据可查询到文献，四年时间考古队积累的大批调查发掘资料及初步研究认知，为后期楚文化考古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期一些重要的发掘工作不少是在当年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开展的。正如陈贤一所言：“这为以后发掘江陵望山、雨台山楚墓及1975年纪南城考古大会战打下了基础。”［8］

　　20世纪70年代初期，纪南城内所有考古方桩几近毁掉，一些文化遗存也遭不同程度的破坏，所幸测绘图纸原版完好，60年代初纪南城的整体面貌保留了下来，这份纪南城城址原貌大型地形图，也得以继续为做好纪南城的文物考古工作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并且已具文物价值。

　　江汉地区考古人才培养储备20世纪50年代湖北考古工作刚刚起步，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经过四个月培训归来的考古训练班学员，专业人才缺乏不言而喻。50～60年代张云鹏调到湖北省博物馆之前，在石家河、襄阳、均县、郧县等考古发掘工地，除了传帮带身边的考古新人，还组织力量举办多期考古训练班，向省市和基层大批文化干部传授系统的考古知识。考古专业人员白天带着大家在田野考古，晚上给他们讲课，成为一种定式，一批考古新人在工作中很快成长为湖北早期文物管理和普查、发掘工作的生力军（图20）。1959年长办直属工作队队员在给单位的《工作汇报》中甚至抱怨因为备课、讲课增加了负担，影响了工作进度，希望减少培训。培训工作精力投入之大，可见一斑。

　　张云鹏调到湖北后很重视人才的培养与储备，他用三四年的时间带出了陈贤一、郭德维、刘彬徽等三位历史系毕业的学生，从考古理论到实践工作，他都亲力亲为细心指导。郭德维先生曾撰文回忆：“张先生此前曾是科学院考古所长江队的副队长，已在湖北干了好几年的考古工作，在京山县发掘并发现了著名的屈家岭文化，在国内外已有名气。我们这些新来大学生的任务，就是跟随张云鹏先生学考古，具体的任务，也就是要到江陵去探索楚文化。”［9］他们追随张云鹏风餐露宿在考古工地，张云鹏每天细心批改给他们布置的田野日课，与他们交流心得，直到被迫停止工作［10］。据与他同期工作的老同事回忆，为扶持后起之秀，他曾将自己有关青铜器的文章交由学生一人发表［11］。在工作现场看到相关发掘资料，他经常即可拟题并口述写作提纲，让年轻人记录下来并嘱其去独自作文［12］。这些年轻人，后来均成长为湖北商周考古和楚文化考古的专家。除此他还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引进一批毕业生，后来他们也都成为湖北文物考古事业一个时期的中坚。

　　三

　　短短十几年，张云鹏致力于整个江汉地区原始文化的考古研究，致力于江汉地区商周和楚文化考古。2021年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湖北六项入选，其中的京山屈家岭、天门石家河、黄陂盘龙城遗址等三项，都是他主持首次发掘并取得了重大收获的古代遗址。外加他主持发掘的黄冈螺蛳山、圻春毛家咀遗址和江陵张家山楚墓地，他开启的江陵纪南城考古，2022年入选“湖北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他认为某种意义上讲发掘也是一种破坏，所以他要求每个遗址发掘前必须向专业机构索取地形图，发掘中必须要尽可能做到科学准确地揭露和记录遗迹原貌，取得尽可能接近客观实际的三大原始记录。石兴邦先生说：“我知道他一涉入考古工作就特别重视田野方法的探索，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较早地进入了这门科学的角色。”［13］他的田野技术全面，绘图、摄影（高空、器物摄影）、测量（大地测量）等都能独立完成。所以获取资料他不但标准很高，且思路开阔，勇于尝试新手段（图21、22），曾撰有《京山屈家岭遗址试用的发掘方法》《谈考古绘图记录》等文。

　　谈到新中国考古，石兴邦先生曾说：50年代，“新中国刚刚建立，一切都得靠苏联这个‘老大哥’手把手的教”。劫后余生的张云鹏遗物中，有相当数量的俄文原版苏联考古学著作（图23），这不仅印证了早期新中国考古学发展的一些历史状况，同时也间接说明，湖北考古事业起步阶段即在一个较高的层面。

　　张云鹏所有的考古工作，都是在构建他心中的历史框架，他要求自己的研究能触摸到每一个考古遗址背后生动的社会景象，就像他在《自传》里说的：“这一辈子若能与有关科学和同志们协作，把‘江汉考古学’和‘江汉地区古代史’的架架弄出来就很不错了（自己专业部分，父系氏族社会的初稿搞出来）”；也像他当年的同事传递下来的一句话：“张先生总是带着学术问题做考古发掘”。所以他是一个真正的考古学家（图24～26）。他认为考古作为一门学科,就是解决现象与本质的科学,而“科学是需要人的全部生命”的,所以他坚持真理，直至付出生命。③

　　正当厚积薄发，他主导下的湖北考古工作初具规模，走上发展壮大之路时，他不幸在“文革”中英年早逝，这无疑是湖北考古也是中国考古的重大损失。

　　释注

　　［1］陈星灿：《安志敏先生传略》，“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微信公众号，2024年4月7日（原刊《考古一生—安志敏先生纪念文集》，文物出版社，2011年）。

　　［2］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湖北省荆州博物馆石家河考古队：《邓家湾——天门石家河考古报告之二》（第一章前言），文物出版社，2003年。

　　［3］朱乃诚：《江汉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奠基之作—读〈京山屈家岭〉》，《南方文物》2014年第3期。

　　［4］朱乃诚：《江汉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奠基之作—读〈京山屈家岭〉》，《南方文物》2014年第3期。

　　［5］郭德维、陈贤一：《湖北黄陂盘龙城商代遗址和墓葬》，《考古》1964年第8期；陈贤一：《发掘盘龙城的岁月—记1963年张云鹏先生领队首次发掘盘龙城》，《武汉春秋》2014年第4期。

　　［6］陈贤一、郭德维、刘彬徽：《缅怀张云鹏同志》，《江汉考古》1985年第4期。

　　［7］郭德维：《在江陵寻觅发掘楚墓的日子里》，《湖北文史资料》2000年第1期。

　　［8］陈丽新、杨理胜等：《心系考古，守护商城—陈贤一先生访谈》，“江汉考古”微信公众号，2019年12月23日。

　　［9］郭德维：《在江陵寻觅发掘楚墓的日子里》，《湖北文史资料》2000年第1期。

　　［10］郭德维：《忆张云鹏先生二三事》，2018年，未刊。

　　［11］据2021年10月26日武汉大学考古专业第一届学员、湖北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胡雅丽女士转述与张云鹏共事过老同事的回忆。

　　［12］据2021年10月26日武汉大学考古专业第一届学员、湖北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胡雅丽女士转述与张云鹏共事过老同事的回忆。

　　［13］石兴邦：《忆考古训练班所想起的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五十周年纪念文集》，内部发行，2005年10月。

　　以下注释①～③为文集出版后增补内容

　　①据文集出版后发现资料:1964年9月22他人记录张云鹏谈话。

　　②据文集出版后发现资料:1965年3月23他人记录张云鹏谈话。

　　③据文集出版后发现资料:1963年1月12他人记录张云鹏谈话。

　　张云鹏主要著述目录

　　1.马得志、周永珍、张云鹏：《一九五三年安阳大司空村发掘报告》（张云鹏执笔殷代遗址部分），《考古学报》第九册，1955年。

　　2.张云鹏：《实行“重点发掘”的几个问题》，《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12期。

　　3.郭宝钧、马得志、张云鹏、周永珍：《一九五四年春洛阳西郊发掘报告》（张云鹏执笔南城、东城部分），《考古学报》1956年第2期。

　　4.石龙过江水库指挥部文物工作队（张云鹏执笔）：《湖北京山、天门考古发掘简报》，《考古通讯》1956年第3期。

　　5.张云鹏：《由湖北石家河遗址发掘方法的主要错误谈学习苏联先进经验》，《考古通讯》1957年第2期。

　　6.张云鹏：《长江流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收获》（原始氏族社会），文物出版社，1961年。

　　7.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发掘队（张云鹏执笔）：《湖北圻春毛家咀西周木构建筑》，《考古》1962年第1期。

　　8.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发掘队（张云鹏执笔）：《湖北黄冈螺蛳山遗址的探掘》，《考古》1962年第7期。

　　9.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云鹏执笔）：《京山屈家岭》，科学出版社，1965年。

　　10.湖北省博物馆（张云鹏、陈贤一执笔）：《一九六三年湖北黄陂盘龙城商代遗址的发掘》，《文物》1976年第1期。

　　11.张云鹏：《江汉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收获1955—1965》，《江汉考古》1985年第4期。

　　12.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云鹏、王劲执笔）：《湖北石家河罗家柏岭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94年第2期。

　　13.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劲、张云鹏执笔）：《湖北天门市石家河三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考古学集刊》（10），地质出版社，1996年。

　　备注：以上目录据王劲2017年5月3日提供单位张云鹏简历补充，或另有未能查询到的文献。

　　1962年3月前张云鹏整理个人未刊稿目录

　　硕士论文

　　张云鹏：《沈岸畲民生产活动》，浙江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硕士论文。

　　稿讲

　　1.张云鹏：《京山屈家岭遗址的晚期文化遗存》，考古会议宣讲稿。

　　2.张云鹏：《人体骨骼标本田野鉴定和处理》，“第三届考古训练班”讲稿（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联合举办），1954年。

　　3.张云鹏：《长江中游原始文化遗存》，“长江流域十一省、市文物考古训练班”讲稿（文化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湖北省文化局联合举办），1960年5～7月。

　　已成稿考古报告和论文

　　1.张云鹏：《天门石家河》（已送考古所出版）。

　　2.张云鹏：《试说长江流域考古任务》（初稿）。

　　3.张云鹏：《江汉地区原始氏族的社会生活和文化》（初稿）。

　　4.张云鹏：《关于楚文化考古学术问题》（初稿）。

　　5.张云鹏：《京山屈家岭遗址试用的发掘方法》（初稿）。

　　6.张云鹏：《从新石器时代遗址稻壳的发现谈农作物的考古调查发掘》（初稿）。

　　7.张云鹏：《谈考古绘图记录》（初稿）。

　　备注：以上讲稿和初稿现多去向不明，原文《湖北黄冈螺蛳山遗址的探掘》《京山屈家岭》分别于1962、1965年面世，此目录移除。《天门石家河》1963年后再补全图版和完善了文稿（据有关信函），后因“四清”“文革”运动中书刊出版业停顿等原因未能刊布，送审原稿亦下落不明，30多年后王劲在张云鹏留存资料基础上整理、完善成稿，1994、1996年刊发于《考古学报》《考古学集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