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家岭文化区域聚落演化模式及其反映的地区整合与开发策略

　　屈家岭文化是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的代表性文化，既是该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的高峰，也是区域文明化进程的关键环节。经统计，目前发现且进行过考古工作的屈家岭文化聚落有200余处，广泛分布在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峡江地区、鄂西北山地及南阳盆地、鄂东地区，向南延伸至沅江中上游，向北扩展至丹江上游、淮河上游。本文拟考察自屈家岭文化前一阶段至屈家岭文化时期长江中游聚落的历时性演化模式，初步探讨屈家岭文化在统一长江中游地区过程中的整合与开发策略。

　　依据聚落形态与结构特征，可将屈家岭文化聚落分为城址型聚落、环壕型聚落和一般性聚落三类。又根据聚落不同存续状况分为消亡型聚落、延续型聚落和新生型聚落三种，消亡型指存在于屈家岭文化前一阶段且在屈家岭文化时期已废弃的聚落；延续型指存在于屈家岭文化前一阶段且延续使用至屈家岭文化时期的聚落；新生型指屈家岭文化时期新建的聚落。

　　图一  屈家岭文化聚落分类存续状况统计柱状图

　　统计显示，至屈家岭文化时期，消亡型聚落35处，延续型聚落92处，新生型聚落117处（图一）。从聚落整体发展态势来看，屈家岭文化时期聚落规模、数量和密度远超以往阶段，反映了当时人口的大量增长。有学者推论长江中游地区在屈家岭文化之前的人口增长速度为每百年12.80%，进入到屈家岭文化时期达到每百年23.33%，达到人口增长高峰（郭凡：《聚落规模与人口增长趋势推测—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各发展阶段的相对人口数量的研究》，《南方文物》1992年第1期）。

　　从聚落结构演化情况来看，消亡型多为一般性聚落，少量环壕型聚落；延续型以一般性聚落为主，其次为城址型聚落，少量环壕型聚落；新生型聚落也以一般性聚落为主，其次为城址型聚落，少量环壕型聚落。一般性聚落作为屈家岭文化聚落的基础，既有较多早期聚落的废弃，又有大量的新建。城址型聚落数量增幅显著，新生与延续数量大体相当，未见消亡现象，表明城址作为高等级聚落一旦建成便长期沿用。环壕型聚落数量始终较少，新生、延续与消亡数量相近，在聚落体系中居于补充地位。这种变化反映出屈家岭文化时期聚落结构的复杂化趋势，随着人口增长与聚落扩张，除了大量营建一般性聚落安置主要人口外，高等级聚落优先采用结构更完善、功能更复杂的城址形态，环壕聚落则因防御与组织能力相对有限，未成为主流选择，体现出筑城技术普及与社会管理能力提升背景下聚落形态的优化选择。

　　图二  屈家岭文化区域聚落存续类型演化空间分布图

　　（注：方形为城址型聚落，三角形为环壕型聚落，圆形为一般性聚落）

　　为进一步考察不同存续类型聚落的空间格局，制作区域聚落存续类型空间分布图（图二）。据图，可见消亡型、延续型、新生型三类聚落的空间分布存在显著差异，消亡型主要集中在洞庭湖平原、汉西平原至峡江地区，延续型聚落主要集中于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和鄂西北山地及南阳盆地，新生型聚落的主要分布范围涵盖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鄂西北山地及南阳盆地、鄂北及鄂东北地区。

　　结合不同区域聚落存续类型的数量和占比制作柱状图（图三）。据统计分析，可将屈家岭文化区域聚落演化格局具体分为四种情况。第一种情况为少量早期聚落消亡，有较多延续使用，同时有更多新生聚落，如汉东平原（消亡型8.11%、延续型35.14%、新生型56.76%）、鄂北及鄂东北地区（消亡型6.38%、延续型12.77%、新生型80.85%）、鄂东南地区（消亡型13.33%、延续型40%、新生型46.67%）。第二种情况为极少早期聚落消亡，大部分延续使用，同时新生较多聚落，如鄂西北山地及南阳盆地（消亡型2.08%、延续型56.25%、新生型41.67%）。第三种情况为有一定数量早期聚落消亡，较多延续使用，同时新生较多聚落，如汉西平原（消亡型26.09%、延续型30.43%、新生型43.48%）、洞庭湖平原（消亡型16.67%、延续型54.76%、新生型28.57%）。第四种情况为大量早期聚落消亡，部分延续使用，新生少量聚落，如峡江地区（消亡型48.15%、延续型33.33%、新生型18.52%）。此外，淮河上游和沅江中上游数据过少，不作讨论。

　　图三 屈家岭文化区域聚落存续类型占比柱状图

　　上文所分析的数据差异可能反映了屈家岭文化对于不同文化谱系背景下的地区采取了不同的扩张和整合策略。笔者曾提出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大体以汉水和长江为界，分为西南部的大溪文化系统、西北部的后冈一期文化系统和东部的屈家岭文化系统，最终以屈家岭文化的整合统一为发展高峰（刘礼堂、单思伟：《长江中游史前文化格局及其演进之路》，《光明日报·理论版》2024年5月20日第14版）。具体到本文，原属大溪文化系统的洞庭湖平原、汉西平原至峡江地区，消亡型聚落最多，表明屈家岭文化系统向西南扩张过程中区域冲突较突出，可能采取了较为激烈的手段，导致较多早期聚落废弃；原属后冈一期文化系统的鄂西北山地及南阳盆地、鄂北及鄂东北大部分地区，消亡型聚落极少或较少，大部分聚落延续使用，说明屈家岭文化系统向北扩张过程较为柔和，可能是以相对和平的方式进行整合，形成了南北迥异的聚落迭代与区域整合路径。鄂东南地区的情况较为类似，部分地区曾属于薛家岗文化分布范围，应该也是采取较为和平的方式完成整合。

　　屈家岭文化对不同区域的开发力度和经营策略也存在显著差异。如汉东平原、鄂北及鄂东北地区、鄂东南地区的新生型聚落占比均显著偏高。汉东平原本就是屈家岭文化系统的核心区域，依托原有基础持续发展，在屈家岭文化时期得以进一步开发，是屈家岭文化重点经营区域。鄂北及鄂东北地区、鄂东南地区以往聚落相对稀少，开发程度一般，应该与其区域内有较大比例的山地有关，但在屈家岭文化时期得到大力开拓，涌现出不少新聚落。鄂西北山地及南阳盆地早期聚落相对较多，大多得以延续使用，同时新增占比超40%的新生型聚落，区域发展连续性强，在原有聚落格局下持续规模性扩容。西南部的洞庭湖平原则以延续型聚落为主，新生型聚落占比偏低，反映屈家岭文化对此地采取较为保守的开发策略，而峡江地区的聚落存续类型数据似乎表明屈家岭文化对其有一定程度的舍弃。

　　综上分析，屈家岭文化对不同区域采取差异化的扩张和整合策略，与其差异化的地区开发策略高度耦合，共同促进了长江中游地区的整合统一和聚落体系的迭代重构，塑造出屈家岭文化内部层次分明、区域异质性显著的社会发展格局，进而推动长江中游史前文明化进程走向纵深。（来源：中国文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