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探讨丨探索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陶器的来源——崔天兴副教授专访
前言：近期，郑州大学考古与文化遗产学院崔天兴副教授在国际期刊npj Heritage Science发表屈家岭文化陶器研究最新成果，名为《Source of unearthed pottery from the Qujialing culture in the middle Yangtze River》。崔天兴副教授为论文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博士研究生王肖为第二作者，鄂尔多斯博物馆贾奇珏、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陶洋研究员、郑州大学考古与文化遗产学院靳松安教授与张建副教授为共同作者。该文收录于npj Heritage Science专刊《长江中游史前城址的文化遗产内涵：从考古发现到科学阐释》（Cultural Heritage of Neolithic Walled Towns in the Middle Yangtze River Valley: From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to Scientific Interpretation）（客座编辑：李涛、单思伟、余西云）。
该研究围绕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时期的陶器手工业生产与社会结构展开，以淅川单岗、沟湾和屈家岭遗址出土陶器为研究对象，通过化学成分、矿物学分析及锶同位素比值的综合检测，揭示各遗址陶器原料来源和生产体系的显著差异。研究表明，各遗址主要使用本地原料生产陶器，陶器生产与消费呈现分散化特征，这与锶同位素和元素分析所得的原料差异性相一致。这项研究为探讨新石器时代晚期长江流域的手工业组织、技术体系与社会复杂化进程提供了重要的证据。为深入了解该项研究的背景、内容和意义，比较考古实验室特别邀请到崔天兴副教授进行访谈。本次采访及文稿撰写由博士研究生云晓旭完成。
文章链接：https://doi.org/10.1038/s40494-025-02027-9
图一 崔天兴副教授在淅川丹江口库区申明铺东遗址文坎地点调查
问：您能否谈谈这篇文章写作的契机或背景？
答：2007-2009年南水北调工程进行期间，郑州大学发掘了淅川沟湾遗址，其中有大量屈家岭文化遗存。2012年又发掘了单岗遗址，包括屈家岭和龙山文化的遗存。以这两个遗址为基础，我们研究了沟湾遗址出土彩陶的生产工艺，相关成果《河南淅川沟湾遗址史前彩陶工艺研究》发表在《中原文物》2019年第4期上。
2023年，河南省文物局启动了科技考古提升工程，我们借此机会对苏羊遗址出土陶器进行了系统分析。苏羊遗址出土了大量具有屈家岭文化风格的陶器。通过对这些陶器的元素组成及锶同位素比值分析，我们注意到部分样本的特征与苏羊遗址的其他陶器存在显著差异，推测其可能来自南方地区。这一现象提示我们，屈家岭文化可能存在跨区域的文化交流网络。然而，这种交流网络的具体路径与机制仍不明确。与此同时，我们也意识到，如果缺乏来自屈家岭文化核心分布区的“本地”陶器数据，我们对于陶器生产模式与文化交流的理解将是不完整的。
在这种认识下，我与沟湾、单岗和屈家岭三处遗址的考古领队进行了沟通，商讨能否获取这些遗址出土的屈家岭文化阶段典型陶器样品，以便进一步分析其文化互动途径。获得样本后，我们对沟湾、单岗和屈家岭遗址的陶器进行了锶同位素分析，以检验是否能与苏羊遗址的结果形成呼应。但遗憾的是，分析结果未呈现出明显的规律性，这说明我们的取样策略和分析维度仍需完善。
同时，在反思数据的过程中，我们逐渐意识到屈家岭文化的内部结构本身也应置于更广泛的跨区域交流背景下加以理解。于是我们决定将苏羊遗址暂时剔除，转而从区域视角重新组织研究与论文结构。有趣的是，这三个遗址的陶器虽然在生产模式上存在差异，但在文化风格上却表现出高度一致性。这一发现不仅拓展了我们对屈家岭文化内部机制的认识，也为理解其文化进程与社会结构提供了新的视角。可以说，这正是本研究开展与论文写作的契机与背景所在。
图二 单岗、沟湾与屈家岭遗址的地理位置
问：这项研究比较了三个遗址陶器的矿物组成、化学成分和锶同位素，发现它们的配方存在差异，文章认为这些差异是陶工有意选择的结果。您如何看待另外一种可能性，即“各地区可用原料类型限制了陶器的配方”？
答：这个问题非常好。实际上，无论我们将差异解释为“陶工的有意选择”，还是“原料类型的自然限制”，两者指向的核心问题是一致的——屈家岭文化的陶器生产是以聚落为单位进行的本地化生产活动，尤其是日常生活所用陶器，基本上都是聚落内部自给自足的产物。
图三 三个遗址陶器化学成分的比较
我们之所以在文章中将矿物组成和化学成分的差异解释为陶工的“有意选择”，主要是受前人研究观点的影响。例如，李文杰先生等学者认为，陶器的主量元素往往体现出人工选择的结果，而微量元素则更多反映无意识的差异。同时，李涛教授在走马岭与凤凰嘴遗址的研究中也提出，陶器的配方受原料类型限制的影响较大。这些研究共同表明，“有意选择”与“原料限制”其实是对同一生产机制的不同表述。
在我们的研究中，由于屈家岭文化陶器的样本数量有限，仅有七件，因此这些样本能否代表整个遗址乃至整个文化区域的陶器生产模式，尚无法确定。基于这一限制，我们选择采纳区域内学者普遍认可的解释框架，即强调陶工的选择性作用。我认为未来若能扩大取样数量，开展更系统的分析，就有可能更全面地揭示屈家岭文化陶器的生产模式。这不仅有助于验证“原料限制”与“工艺选择”之间的关系，也能进一步复原史前陶器生产的实际情境。
问：这项研究提出屈家岭文化陶器的“本地化生产”模式，这一观点如何影响我们对长江中游地区史前社会经济结构的理解？还有哪些考古学证据可以支持这个观点？
答：研究表明长江流域的史前社会文化发展具有显著的连续性。从彭头山、大溪（油子岭）到屈家岭、石家河乃至后石家河文化，这一脉络展现出社会复杂化与文明化进程的持续推进。尤其是在屈家岭文化阶段，随着大型聚落和早期城址的出现，社会已经进入文明初期阶段，可视为“古国阶段”。
在这一过程中，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可能并非完全同步。以屈家岭文化为例，农业经济的形成促进了聚落的稳定与发展，但不同规模聚落的陶器生产策略并不相同。日常生活陶器的生产以聚落为单位，呈现出明显的地方性特征，而精致陶器的制作则可能集中于特定区域。这种以本地化生产为基础的经济组织方式，是史前社会应对陶器运输困难的理性选择。陶器作为脆弱性物质，其远距离运输在当时史前社会技术条件下代价高昂，因此采取就地取材、本地化生产成为最优方案。
从更细的层面看，陶器的生产体系中可以区分不同类型：如精致陶器、一次性用器与日常生活陶器等，它们分别对应不同的社会功能和生产体系。通过这些层次的区分，我们可能更准确地理解屈家岭文化社会经济结构的复杂性。
至于考古学证据，我们的研究并非孤立。早在2016年前后，我们也对汉水中游地区（特别是南阳盆地）的屈家岭文化遗址开展了石器生产研究。通过对石器操作链的分析，我们发现部分遗址具有生产功能，而另一些则以消费为主。例如淅川沟湾遗址兼具生产与消费功能，而单岗遗址则以消费为主。这一观察表明，区域内的聚落在社会分工上已可能出现了差异。
此外，李涛教授等学者对走马岭和凤凰嘴遗址的研究也指出，这些遗址的陶器多为本地生产，烧制技术上存在一致性。这些研究与我们的结果相互印证。虽然不同研究因分析方法差异导致数据不可完全通约，但多种方法得到近似结论，进一步增强了“本地化生产”模式的可信度。
问：文章在写作与发表的过程中是否遇到过困难？如果有的话，您是怎样解决的？
答：我们在文章的写作与发表过程中遇到了不少困难。首先是语言问题。对于我们而言，如何用英语准确表达考古学研究的逻辑与术语，是一个较大的挑战。我们起初自己反复查阅文献、修改语句，随后又委托专业的英文润色公司进行润色。润色完成后，我们又对文章中的考古学术语进行了二次微调，以确保语言表达既符合国际学术规范，又不失考古学特有的语义准确性。
其次，是数据分析方面的挑战。与初稿相比，我们在正式发表稿中根据审稿专家的意见，对数据进行了大幅度重构与细化分析。尤其是在锶同位素数据的解释上，原本我们认为数据的散点图即可较准确地反映产源，但在与地质学方向的学者深入交流后发现，仅依靠锶同位素是不够的，还需要结合地质背景数据。为此，我们重新采集了屈家岭及沟湾地区的土样和水样，并参照其他学者已公布的河漫滩等端元数据，补充完善了地质背景分析。重新分析后发现，沟湾、单岗与屈家岭三个遗址的锶同位素数据仍各自具有较高的内部相关性，说明结果是可靠的。
图四 三个遗址锶同位素数据的比较
问：您认为在屈家岭文化陶器研究的基础上，未来如何构建起长江中游更精细的陶器生产与消费网络模型？
答：主要有两点思考：第一，未来的研究应首先加强不同科研机构和研究团队之间的数据共享与方法协调。陶器研究涉及多种理化分析手段，若各团队在样品处理、数据标准及分析方法上保持一致，就能有效提升数据的可比性与通约性，推动区域性综合研究。值得强调的是，在研究中应尽量避免将泥质陶与夹砂陶混为一谈，因为陶工在同一器型中对羼和料的处理差异，可能导致化学成分的显著不同。因此，样品选取标准需要明确，研究者应在分期、器类及材质类型上做出区分，如尽量在同一考古学文化及其分期范围内选择相应的标本，如薄胎陶、泥质陶、夹砂陶等。第二，必须扩大研究的样本量。样本数量过少会严重影响结论的稳健性和解释的深度。
我认为这两点可以帮助我们构建出长江中游更精细的陶器生产与消费网络模型，揭示手工业生产与区域交流的复杂关系。
问：您如何看待长江中游内部不同区域之间的互动和影响？未来在关于该问题的研究中，哪些问题值得特别关注？
答：自2007年郑州大学发掘淅川沟湾遗址以来，学界对长江中游地区史前社会发展与文化互动的研究持续深化。总体来看，屈家岭文化内部的社会经济发展并不平衡，各区域之间在政治与经济上的进程存在差异。这种不平衡性本身，正是理解史前社会结构与文化交流网络的重要线索。
未来的研究应首先明确研究目标：若旨在探讨文明化进程，应以聚落为基本单位，关注聚落间的互动机制与手工业生产体系的差异。通过对大型遗址的手工业产品（尤其是陶器）的产源分析，可以构建史前的社会网络与文化交流路径，包括道路体系与物资流通体系。
此外，我们还需重视器物的出土情境，如陶器在墓葬与居址中的差异，可能反映了其功能与社会属性的区分。今后的研究应在理解日常用器与礼仪用器差异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其在区域交流中的作用。
最后，我认为通过“物”的流通来追踪社会网络的构建，是一个极具潜力的研究路径。结合产源分析、考古地理与聚落考古等多种方法，有望重建长江中游乃至更大范围内的史前文化交流网络。（来源：比较考古实验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