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 | 刘建国：追寻史前治水文明
汇报人简介：
刘建国，地学信息工程专业工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运用多种空间信息技术，研究古代人地关系特征，探索水系分布、微地貌特征与古代聚落选址的密切关系，揭示史前人类社会对水资源的合理利用与综合治理能力，提出我国史前治水文明发展与演进模式。出版研究专著4部，发表研究论文等80余篇。
发布成果简介：
经20余年探索并融合多学科成果，从防洪、灌溉等角度提出良渚古城外围、江汉平原等史前聚落治水模式，揭示先民掌握气候、水源特征，合理整治管理水资源以应对气候变化，实现人地和谐，推动史前文明诞生与发展。
中国考古网：
刘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采访。您这次重大发布的内容聚焦史前治水文明，能不能先给我们讲讲，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对早期文明的形成到底有多关键？
刘建国：
你好。其实这个问题说透了不复杂，水是人类生存的根本，对早期文明来说更是如此。世界四大早期文明，都诞生在北纬30°附近的大河流域，中国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也属于北纬30°的范围内，土壤肥沃、降水量丰富，考古材料证实史前时期属于农业社会，应该是以种植水稻为主。雨季虽然降水充沛，但是降水的时空分布与人们的种植需求不能同步。初夏季节的连续降水经常导致洪涝灾害频发，低温也不适合种植水稻等农作物。夏秋时节温度高，适合农业生长，却常有伏旱、秋旱天气，严重影响了农业种植和社会发展。
因此，史前先民为了生存，就必须精心选择适合的居住和耕种的地域，对自然环境中的水资源进行合理的整治、管理、调配。他们不但要适应水的特性，还需要主动去改造水流转，应对局部气候变化产生的不利影响，在居住地的周边进行农耕种植、饲养家畜。人们有了稳定的居所和耕种区域，丰衣足食之后，才会出现复杂的社会分工和阶层分化，人类文明才有可能诞生和发展。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花大量精力研究史前治水的原因。
中国考古网：
您多次提到江汉平原，屈家岭遗址发现了最早的水坝，堪称重大突破。这处水坝到底有哪些特别之处，能让它获得这样的称号？
刘建国：
确切地讲，屈家岭遗址群目前发现熊家岭和郑畈两处史前水坝。位于屈家岭遗址群的东北和东南部较高的谷地中，包括水坝、蓄水区、灌溉区和溢洪道等构成要素。水坝本体建造于青木垱河东西向支流的谷地中，是由简单堆土夯打而成的。其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年代最早，经碳十四测年，熊家岭水坝底部灰烬层距今约5100年，是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且明确的大型水利设施，比良渚的大型水利设施还要早一些；二是规模宏大，熊家岭水坝现存坝体是梯形结构，顶宽13米，底宽27米，高2米，南北长180米，蓄水区就有19万平方米，相当于26个足球场大小。与郑畈水利系统合计蓄水面积超40万平方米；三是设计科学精妙，先民没有去改造附近较大的青木垱河，而是选择小流域筑坝，既降低了施工难度，又能精准抬高水位，自流灌溉西边地势较低的农田，还能避免被洪水冲毁。
这充分说明，江汉平原的史前先民早就掌握了当地的气候、水文和地形特点，知道如何选择居住和耕种的地域，如何合理调配水资源，既不违背自然规律，又能满足生存发展需求，真正做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中国考古网：
除了屈家岭，城河遗址的治水系统也被称为“样板工程”，是否能反映出江汉平原治水技术的普遍成熟？
刘建国：
是的。城河遗址的治水系统特别具有代表性，能够清晰重现史前先民治水思路的逐步完善，而且这种成熟的治水技术，在江汉平原不是个例，而是普遍现象。
城河先民的治水分为很有条理的三步：第一步是油子岭文化时期，史前先民在杨家湾附近的岗地居住，东侧小型谷地上端修建水坝雨季蓄水，谷地下部修建农田用于种植，旱季便于引水自流灌溉。第二步是屈家岭文化时期，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小型谷地的种植面积显得不足，史前先民在城河河谷的北侧围堰种植，旱季便于从道中引水灌溉，增加了农业收成，促进人口增长。第三步应该是石家河文化时期，史前先民拦截整个城河河谷，修筑围堰防洪并蓄水，在谷地南侧台地上开挖泄洪道。同时修筑水坝拦截东北部河道，北侧较高位置设置泄洪道，从王家塝墓地中部开挖水渠引水进入聚落内部，灌溉聚落内北部农田。
这套水利系统根据遗址周边的地貌环境因地制宜，顺势而为，和后来李冰修都江堰“引水灌田、分洪减灾”的理念一脉相承。更重要的是，我们调查的江汉平原近三十处重要史前遗址，几乎都有类似的治水遗迹。石家河、陶家湖等大型聚落遗址也都发现了大型水利工程，说明早期治水不是偶然的个别行为，而是长江中游史前文明的普遍特征，是支撑整个区域文明发展的核心基础。
中国考古网：
您刚才提到，屈家岭的水坝比良渚还早，而您其实很早就关注到了良渚水坝的线索，能不能聊聊这两处治水文明的联系与差异？
刘建国：
江汉平原和良渚的水利系统，各有特色但又殊途同归。良渚文化的水利工程规模更大、系统更复杂，而江汉平原的水利系统年代更早、分布更普遍。
良渚大型水利系统工程的建造是良渚古国行为，能够调动更多的人力和物力，为了保障古城的安全和发展，应对台风登陆产生的特大降水，发挥防洪、灌溉、运输、防御等功能。而江汉平原水利工程的建造经历家庭、家族、族群等行为模式，自小而大，更多是为了服务农业生产，解决聚落、农田防涝和水稻种植的灌溉等问题。两者的核心都是“顺应自然、调控水利资源”，只是因地理环境和生存发展需求不同，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但正是这两地考古发现相互印证，让我们看到长江流域史前治水文明的高度和广度，也印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格局。
图1 良渚古城与东苕溪水系模拟图
图2 良渚古城外围水利古城模拟图
中国考古网：
您在发布时提到，这个研究集成了考古学、地貌学以及遥感和信息科学的最新成果，突破了传统考古研究的思维模式和技术手段。听说您还曾经自己组装无人机，从摸索到成熟，这项技术在江汉平原的史前考古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刘建国：
无人机技术可以说是江汉平原史前治水遗存发现的“关键助力”，而这项技术的应用，也是一步步摸索出来的，当时没有任何现成经验可供借鉴。
2013年我就开始琢磨使用无人机拍遗址，从组装四轴无人机到六轴无人机，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通过遗址三维重建，从三维空间的角度分析遗址的布局。2015年使用没有监控系统的六轴无人机拍摄城河遗址，结果中部有遗漏，边缘也不整齐，满足不了需求。真正的转折点是2017年秋天，我到屈家岭遗址拍摄刚刚发掘的陶窑，制作三维模型。当时有学者认为卫星影像上屈家岭遗址外围似乎存在大型环壕，但卫星影像看不到高低起伏。于是就使用无人机拍摄了整个屈家岭遗址进行三维重建，导出数字表面模型等成果之后，显示应该没有大型环壕迹象，由此我意识到高性能无人机的重要性。
图3 屈家岭遗址数字表面模型
于是我们就计划对江汉平原的大型史前聚落遗址进行拍摄，经过与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沟通后，从2017年12月到2019年3月，分三次在天气晴好的时段，拍了30余处重要史前遗址，每个遗址拍摄范围不少于1平方千米，屈家岭、石家河等大型遗址甚至覆盖了十余平方千米以上。史前聚落遗址的无人机拍摄与三维重建，相当于把整个遗址搬进计算机中进行全面分析和深度研究，经过多年不断探索思考，并多次前往现场调研考察，才把全部遗址的水利工程和人水关系等线索逐步厘清。可以说，没有无人机拍摄技术，我们很难快速、全面地摸清江汉平原的史前治水工程面貌。
图4 石家河遗址数字表面模型
中国考古网：
江汉平原的这些治水发现，除了学术价值，对我们现在有没有什么现实启发？
刘建国：
启发非常大。从学术上来说，这些发现对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史前聚落考古成果进行重新阐释，从防洪和灌溉的角度很好地揭示了聚落的形成过程，相关工作也引起了水利史学界的高度关注。同时，我们用扎实的考古证据，纠正了西方学者“湿润地区不需要治水”“治水都是国家行为”“治水导致东方专制”等错误理论，在世界史前治水文明研究领域，不断发出了属于中国的声音。
史前治水方面的研究也为“大禹治水”的民族记忆形成提供了实实在在的考古学支撑。中国有数量庞大的禹迹，不可能是一个大禹能够到达和成就的。而且大禹生活的年代距今约4000年，现在考古发现了大量距今5000年前后的水利工程，说明早在大禹之前，我国各地的先民就已经开始治水，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留下大量的水利遗存。大禹治水记忆形成之时，各地先民都有祖先治水的记忆，这些记忆经过凝聚和升华，最终汇集成大禹治水的传说。
史前先民顺势而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治水理念，也特别值得我们借鉴。他们主动适应并合理调控水利资源，既利用水利资源发展生产，又不破坏自然环境，这种智慧对我们现在处理人地关系、应对气候变化、进行水利工程建设，都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中国考古网：
未来这项研究还会往哪些方向推进？您对后续的考古发现有什么期待？
刘建国：
接下来我们还将进一步深化对史前治水文明的研究与阐释，积极引入多学科成果，逐步扩大研究范围，探究不同地域的治水模式。同时还计划展开国际比较研究，与世界各地早期文明的治水实践进行对比，探讨治水对人类文明诞生和发展的贡献，掌握史前治水文明研究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相信我国还有很多未被发现和阐释的早期治水遗迹，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考古研究的深入，我们会对这片土地上的史前文明和发展模式有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
中国考古网：
谢谢您的精彩分享，带我们领略了五千年前先民的治水智慧，也让我们对长江中下游史前文明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刘建国：
不客气，能把这些发现和研究心得分享给大家，让更多人关注史前治水文明、关注中华文明的起源，也是我们考古人的心愿。（来源：中国考古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