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一粟一稻越千年 江汉平原见证南北农耕文明交融

专家名片

杨玉璋

　　北京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史前考古和科技考古领域的教学科研工作。现为中国考古学会理事，植物考古专委会副主任，安徽省古陶瓷研究会副会长。

　　一颗北方粟，一粒南方稻，五六千年前就在江汉平原相遇交融。湖北近年来多学科考古研究成果，勾勒出长江中游史前农耕文明发展脉络，实证江汉平原作为南北农业文明交汇枢纽的独特地位，为阐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历程，提供了鲜活实物佐证。

大量碳化稻粒：稻作文明的鲜活见证

　　荆门屈家岭遗址是长江中游最早发现、最具代表性的新石器时代大型聚落遗址，也是屈家岭文化的发现地与命名地，承载着距今5900年至4200年的文明记忆。遗址发现大量稻作遗存、蛋壳彩陶、彩陶纺轮及大型史前水利设施等，成为实证长江中游农耕文明起源的重要大遗址。

屈家岭遗址航拍（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屈家岭文化彩陶纺轮（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植物考古专家杨玉璋团队与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开展的植物考古研究表明，屈家岭遗址出土的水稻遗存以粳稻为主，其驯化程度在油子岭文化早期便已达到现代栽培稻水平，为追溯稻作农业起源及发展路径提供了关键实物资料；红烧土残块中密布的稻谷、稻壳痕迹，以及数量庞大的红陶杯等酒器遗存，则是农业稳定丰收的直观体现。

屈家岭遗址出土碳化稻谷、碳化粟

　　杨玉璋认为，成熟的稻作农业已成为支撑大型聚落人群生活的物质基础，实证了屈家岭作为长江中游史前农耕文明重要发祥地的地位。

长江中游最早炭化粟粒：北方旱作农业南下的重要印记

　　考古工作者在屈家岭遗址发现33粒距今约5600年至5300年的炭化粟粒，碳-14测年结果表明，这是长江中游经种子测年确认的最早粟遗存，也是北方旱作农业传入该区域的最早直接证据。与炭化粟粒相伴出土的，还有541粒距今约5800年的炭化稻粒，稻粟共存的实物证据，清晰展现了屈家岭先民因地制宜的农业智慧。

屈家岭遗址出土炭化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粟俗称小米，是中国北方旱作农业的核心作物。我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粟的国家，目前已知最早的粟、黍遗存发现于北京东胡林遗址，距今约10000年。

取样

检测分析

　　粟作农业南下，使南方稻作与北方旱作在江汉平原相互融合，形成多元互补的农业结构。考古资料表明，屈家岭遗址从油子岭文化至石家河文化时期，始终维持以稻为主、粟为辅的农业经济模式。

粟稻相遇交融：南北农耕文明在此汇聚共生

　　这种南北融合的生业模式并非仅存于屈家岭遗址。在距今约5000年、地处长江中下游之交的尺山遗址，考古工作者同样发现水稻、粟类遗存，还首次成功提取薛家岗文化人骨DNA，显示其与同时期黄河中游人群存在遗传关联，从生业模式与人群交流两个维度，实证了史前南北文明的深度融合。

尺山遗址航拍（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一颗源自北方的粟，一粒生于南方的稻，在荆楚大地相遇相融。这不仅是两种农作物的传播交汇，更是南北农业文明的深度碰撞与共生。

　　杨玉璋介绍，湖北多年考古研究，让北方旱作农业南下的路线图变得清晰，实证了江汉平原作为南北文明交汇枢纽的独特地位。考古材料表明，北方粟等旱作农业传入长江中游的时间不早于距今6000年，主要集中在距今5700年至5500年之间。其传播路径大致为：伴随黄河流域仰韶文化南下影响，粟等旱作农业先抵达河南西南部和鄂西北山地，再沿汉江向南延伸，抵达大洪山南麓的屈家岭，之后到达武穴等南部区域，整体呈现“从北到南、从山地到平原、从汉江到长江”的清晰走向，江汉平原也由此形成以稻作为主、兼营少量旱作的农业格局。

尺山遗址墓葬5陶器表面提取到的各类淀粉粒（杨玉璋团队供图）

　　杨玉璋指出，正是在这种持续交融过程中，中国“五谷”格局逐步形成。水稻、粟、黍作为中国本土起源的核心作物，在史前湖北已实现共存；小麦传入江汉平原时间，目前有可靠年代证据的集中在西周早中期；大豆因遗存难以保存，发现数量较少，推测至商周时期，江汉平原已初步形成五谷齐备的农业体系，为后世“五谷丰登”的农耕理想奠定了坚实基础。（来源：湖北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