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文化渊源初探

原刊中国考古学会编辑：《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1980），文物出版社，1982年。

　　关于楚文化的渊源问题，长期以来在学术界存在着一些不同的认识。从湖北境内的考古发掘材料看，楚文化应是在江汉地区发展起来的一支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物质文化。本文依据江汉地区的考古发掘资料，着重分析屈家岭文化的发展去向和以后各时期文化遗存的内在联系，试图对楚文化的渊源作初步的探讨。

　　一、先楚文化的渊源—江汉地区的屈家岭文化

　　屈家岭文化分布的中心区域，主要是在汉水中下游和长江中游交汇的江汉平原上。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地肥沃，自古以来是我国水稻的重要产区之一，适宜于人类生产和生活，这里的古文化遗址不仅分布稠密，而且屈家岭文化早、中、晚各期的发展序列也较清楚［1］。但从屈家岭文化的发展与影响来看，其范围是相当广阔的，向北伸展到河南境内汉水支流的丹江淅川、唐河与白河流域，向南波及湘北地区，向西影响到鄂西、川东一带，向东分布至鄂东平原与丘陵地带（图1）。上述广大的文化分布范围证明，屈家岭文化是长江中游地区具有代表性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而这支文化也是在本地区原始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汉水中、上游（鄂北［2］和豫西南［3］）部分地区的发掘材料看，屈家岭文化层下面，叠压有类似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中、晚期文化层，在鄂西地区［4］含有屈家岭文化因素的文化层下面，叠压有大溪文化类型的文化层，这种现象证明，上述三种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关于它们之间的发展与融合关系，本文暂不加以探讨。

　　屈家岭文化有着它自己独特的风格，与楚文化又有着源流关系，这可从屈家岭文化各期陶器的发展中找到一些可信的证据。

图1 江汉地区屈家岭文化至商、西周主要遗址分布图

　　屈家岭文化的陶质特点是：早期以泥质黑陶数量居多，泥质灰陶次之，泥质红陶与橙黄陶很少，砂质陶极为少见。到了它的中期泥质灰陶逐渐代替了黑陶，泥质红陶与橙黄陶较前稍有增多，并有少量砂质陶器；屈家岭文化晚期，仍以泥质灰陶为主，而泥质和砂质的红陶则较前增多，并出现了砖红色的粗砂质陶器，表现出屈家岭文化的陶系发展与周围其他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陶系发展顺序的明显区别（表一）。

表一 屈家岭文化陶系统计

　　屈家岭文化的陶器器类，按用途分作炊器的有鼎、锅、罐、甑，作炊食器的有碗、钵、盘、豆、杯、三足盘碟、壶形器、盂形器等，作盛储器的有高领瓮、缸、盆，还有器盖和研磨器、器座等。它的器形特点是，圈足占有很大的比例，其次是凹圜底、三足器、平底器，尖圜底器较少。在胎质细腻制作精致的陶饮食器底部，如碗、盘、豆、壶形器、盂形器、杯等，几乎都安有高矮和粗细不等的圈足；并且在有些陶罐和陶甑的底部也有圈足，甚至有些陶器盖的握手也是采用圈足形式。据粗略统计屈家岭文化中的圈足器几占同期陶器的二分之一。三足器主要是陶鼎，但也有在小碟的底部加制三个圆锥状矮足的。凹圜底多用于陶瓮、陶缸和陶罐、陶钵的底部。平底器见于部分陶杯与陶罐，尖圜底器仅见陶锅一种。圈足器和凹圜底器之多，是为屈家岭文化的特征之一。尤其是作炊器用的早期豆形高圈足甑和中期的尖圜底陶锅、敞口仰折弧壁扁高足陶鼎等，为其他同期新石器时代文化中所罕见。

　　屈家岭文化制陶技术水平较高，装饰艺术更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它的陶器，除素面与磨光者较多外，并饰有弦纹、划纹、凸菱形纹、附加堆纹和圆形、三角形的镂孔等装饰。更突出的是不同于其他文化的彩陶器，彩陶胎陶泥都曾经过精细的陶洗，因此在烧成之后胎质细腻且有光泽。彩陶杯、碗等饮食器，器形小巧，显得玲珑秀丽。它的长颈高圈足壶形器，披有陶衣，表面光泽，在壶形器和器盖、陶纺轮、陶环、陶球上也有绘制彩色纹饰的。为了在上述陶器上突出彩色图案的艺术效果，又多根据不同陶器的陶色，绘以颜色协调的图案，彩色鲜明。尤其是在早期的蛋壳黑陶器表面，采用朱红色彩绘图案，这种艺术表现手法在我国工艺美术史上，当是最早的大胆尝试。屈家岭文化中期和晚期的橙黄色或灰黄、淡黄色蛋壳陶器表面，绘以红褐或黑色花纹图案，特别是表面有光泽的淡黄色陶纺轮上，绘的红褐色彩纹图案鲜艳夺目，也有在陶杯器表施红色或红褐色陶衣的。常见的彩绘色调有橙黄、橙红、红褐和黑色等。常见的图案纹饰有卵点纹、“”形纹、方框加卵点纹、涡旋纹、树叶形纹、网纹和条纹等。在陶纺轮上多采用四分之一对称式，或三分之一平分式，以及同心圆、辐射式和涡旋形等图案纹饰，表现了屈家岭文化中别具一格的彩绘艺术形式。另外也出土有制作精巧、形象逼真的陶长尾鸟、小鸟、陶鱼、陶龟、陶狗、陶羊和陶人头像等红色陶塑造型艺术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屈家岭文化的高度工艺水平和丰富的艺术创造力。

　　通过屈家岭文化的陶器特征和发展情况，可以看出，它是起源于江汉平原而有别于其他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一种原始文化。虽然存在着不同地区的文化交流与相互影响，但屈家岭文化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共同体，它有着自己的发展序列，而且必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创造这种文化的居民的辛勤劳动，推动着这支文化继续向前发展，使其达到更高的水平。

　　二、相当夏、商时期的先楚文化

　　1.相当夏代前后的先楚文化遗存

　　传说中的夏代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族的活动范围大约以黄河中下游的河南中西部和山西南部一带为中心。大约在夏族开始建立奴隶制国家前后，上述地区是相当于龙山文化的发展时期。此时居住江汉平原一带的氏族部落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他们所创造的屈家岭文化也必然不断地向前发展着。相当夏代前后，由于居住在江汉平原上的氏族部落和居于黄河中下游的先商与先周以及其他地区的氏族部落所处的历史时期大致相同，加上各族间的文化交流与相互影响，所以江汉平原上的屈家岭文化后期，也开始出现一些包含有类似黄河中下游地区龙山文化特征的文化遗存。由于族别的风俗不同，所以江汉平原上的这些文化遗存中，虽然和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所谓龙山文化遗存有着某些共性，但它们之间却存在着明显的特殊性。特别是江汉地区龙山期的文化遗存，是直接承袭当地屈家岭文化发展而来的。由于有这种明显的文化特殊性的存在，故也有称它为“湖北龙山文化”的。

　　上述相当“龙山”期的这种文化类型遗址的分布，在江汉地区还是比较广泛的。在郧县的青龙泉、大寺，均县的乱石滩［5］，房县的七里河［6］和天门石家河的贯平堰、石板冲、三房湾［7］、邓家湾［8］，圻春易家山等遗址，都曾发现有相当龙山期的这种文化类型的遗存，有的直接叠压着屈家岭文化。其中如天门石家河的邓家湾上、下层及郧县青龙泉二、三期，即相当龙山期文化的早期，直接叠压在屈家岭文化层之上，从地层学上证明了相当龙山期的这一文化类型的遗存是晚于屈家岭文化的。而且从这一类型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陶器看，它也是直接承袭屈家岭文化发展而来的。尤其是它的早、中期更明显地表现出承袭屈家岭文化的因素。

　　江汉地区龙山期的文化特征的陶质特点是：以泥质灰陶和砂质灰陶最多，泥质黑陶很少，而泥质红陶和砂质红陶在屈家岭文化晚期增多的基础上，又逐渐显著增多，表现了江汉地区的这一文化类型陶系的发展与其他地区的同期龙山文化陶系有着明显的不同特点（表二）。

表二 七里河（相当龙山期文化）遗址1T3I陶系统计

　　相当龙山期的陶器器类，按用途分作炊器的有鼎、罐、釜、甑，饮食器有鬶、盉、钵、豆、斝、盘、碗、杯、高圈足杯；盛储器有罐、瓮、盆、盂形器、壶、尊形器、缸以及器盖、器座与研磨器等。其形制特征是：屈家岭文化中习见的圈足器虽然有所减少，但仍占有一定的比例，如长颈圈足壶形器，高圈足杯，圈足盂形器，敞口弧壁、斜壁式圈足碗和圈足盘等陶器，只是器形和圈足有些变化。三足器中的陶鼎较前显著增多，其中有些还是承袭屈家岭文化的陶鼎形制，如罐形高足鼎，釜形、盆形扁平高足鼎等，仅在鼎身和足部有些变化。陶高领罐、高领瓮和陶盆等盛储器，凹圜底逐渐减少而为圜平底。晚期的折沿陶罐最大腹径移至下部，呈平底或凹平底。陶甑仍为深腹圈足甑，晚期出现锅形甑。在屈家岭文化中比较少见的陶器座则较前大为增多，并新出现了屈家岭文化中没有的陶鬶和陶盉，汉水上游的部分遗址中也见有陶斝。陶鬶的流多捏制在口部前端，其中除袋状足陶盉外也有圈足盉。说明江汉地区相当龙山期这种文化类型的遗存中的陶器形制上，仍然保留着屈家岭文化陶器的许多特点。

　　从陶器的装饰来看，除素面与磨光者外，多拍印有篮纹、方格纹与绳纹。其中早期以篮纹为主，多为斜、竖篮纹，中晚期方格纹与绳纹逐渐增多，晚期篮纹多呈横形，但仍然还饰有一些弦纹、划纹、附加堆纹和镂孔等纹饰。特别是在相当龙山期这种文化类型的早期，从屈家岭文化因袭下来的彩陶仍少量地继续沿用。彩绘的颜色除承袭屈家岭文化的橙黄、红褐、褐色和黑色者外，新出现了紫色和紫红色。彩绘的图案纹饰有卵点、平行条纹、菱形格子、旋曲的尖条纹和弧纹等多种，饰彩的范围除蛋壳陶杯和陶纺轮外，并有在陶罐和陶鬶上施加彩绘的。由屈家岭文化发展下来的陶塑艺术品，红陶小鸟、红陶长尾鸟和红陶狗等仍有发现，反映了江汉地区的古老居民对艺术作品的爱好，从屈家岭文化到相当龙山期文化类型遗存中的艺术传统一直绵延不断地发展着。

　　对江汉地区相当龙山期这种文化类型遗址的发掘和出土陶器形制与纹饰进行分析的结果，说明在相当于夏代时期及其前后，江汉地区的氏族部落在继屈家岭文化之后，仍然在当地不断发展着，并且较多地还保持着有别于其他同时期文化的独特风格。

　　2.相当商代时期的先楚文化

　　商代是我国奴隶制的发展时期。随着商代奴隶制国家控制范围的不断扩大和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它和周围的方国或各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日渐增多。《诗经·商颂》中描述商王武丁事迹的《殷武》说：“挞彼殷武，备伐荆楚，深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汤孙之绪。维女（汝）荆楚，居国南乡，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表明，商代初年，荆楚和氐羌等方国部落一样，已朝贡于商王朝，属于商朝南土的一部分。根据湖北、湖南、江西等地的初步发掘材料来看，商王朝中期向南的控制范围已达湖北的长江北岸。近年发现的黄陂县盘龙城商代中期城垣遗址，有可能就是商王朝在江汉平原的统治点之一。由于商王朝政治势力的向南扩张和文化影响，所以在江南地区的江西清江［9］和湖南石门、宁乡［10］境内，也发现有类似中原地区的商代文化遗存。江西清江筑卫城和吴城相当于商代中期的遗址中，出土有类似郑州二里冈期［11］的陶鬲、陶大口尊、陶豆和陶罐等遗物，就是有力的证明。与此同时起源于江南地区的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12］的烧制技术也被中原地区的商代文化所吸收，所以在偃师二里头的商代早期遗址中，就出土有类似江南地区的几何印纹硬陶片；在郑州商代中期城址和安阳“殷墟”，都曾出土有类似江南地区的几何印纹硬陶与原始瓷器［13］。

　　居于中原和江南之间的湖北江汉平原地区的先楚文化，随着南北文化的相互交流与影响，除承袭相当夏代时期的先楚文化继续发展外，不仅大量吸收了中原地区商代青铜文化的先进手工业技术，而且也接受了江南地区烧制几何印纹硬陶与原始瓷器的烧制技术。在南北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下，这一时期的先楚文化，得到了丰富和充实，加速了湖北境内的先楚文化发展的速度。因此近年来，在湖北境内不断发现商代时期的文化遗址，特别是汉水流域的涢水、环水和滠水两岸所发现的商代文化遗址尤多。黄陂盘龙城［14］、安陆晒书台［15］和汉阳纱帽山［16］等商代遗址，是我省江北商代考古的重要收获。

　　黄陂盘龙城商代中期城址［17］，是继河南郑州商代城址［18］之后的又一重大发现，其中除部分青铜礼器和郑州商代二里冈期青铜礼器的形制与纹饰相近外，也有些青铜礼器具有地方的特色，如李M2∶37铜鼎、李M1∶3铜鬲和李M1∶5铜簋等［19］。盘龙城出土的陶器，陶质仍沿袭着由屈家岭文化和汉水流域上的相当龙山期文化类型遗存承袭下来的特点，还是以红陶的数量为多，其中砂质红陶（即橙黄、橙红陶）的比例较大，泥质灰陶和砂质灰陶次之，泥质黑陶和砂质黑陶很少，并有数量较多的印纹硬陶与原始瓷器。据初步统计，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的出土数量，约占同期陶瓷器总数的百分之三。说明江汉平原商代印纹硬陶与原始瓷器的出土数量，虽然少于江西清江吴城商代中期遗址（约占百分之二十六）［20］，可是远远多于郑州商代中期遗址（约占百分之零点零零五）［21］。

　　主要的陶器器类按用途分作炊器的，有鬲、甗及少量的鼎，作饮食器的有爵、斝、盉、杯、碗、豆、簋、盘、壶，作盛储器的有高领瓮、盆、大口尊、罐和缸。几何印纹硬陶有瓮、尊，原始瓷器仅有尊。这些陶器的形制特点，是圈足器仍占有很大比例，如簋、豆、碗、杯、盘、壶、缸等陶器的底部，都安有圈足，其中圈足陶杯和圈足碗，显然与屈家岭文化和汉水流域上相当龙山期的文化类型遗存有着密切的承袭关系。甚至部分印纹硬陶尊的底部也加有圈足。陶鬲、陶甗等袋状三足器和瓮、盆、罐等圜底器，其形制虽然与郑州商代中期的陶器形制有些相似，但地域性的差别也是比较明显的，如二者陶鬲和陶甗的口沿和腹部就有所不同。特别值得提出的是鬲，有高领分裆鬲和卷沿有颈平裆高足鬲两种，后者即是楚鬲的雏形。又如盘龙城李家咀M2出土的一件卷沿高领斜弧肩近球体的平底罐，应是承袭屈家岭文化晚期的卷沿斜弧肩球体凹平底罐发展而来的；盘龙城王家咀［22］出土的一件直口斜直领折肩小平底罐应是承袭相当龙山期的一类文化中的直口领折肩凹平底罐发展而来。在陶器表面的装饰上，虽以绳纹为主，但仍然承袭着屈家岭文化习用的一些弦纹、划纹与附加堆纹等纹饰；篮纹与方格纹则装饰在砂质陶缸和印纹硬陶与原始瓷器釉下。它说明相当于商代时期的先楚文化中，虽然融合有中原地区的商文化和其他地区的一些文化因素，但当地先楚文化的文化特征仍然被保存下来，进而发展为楚之早期文化。

　　三、相当于两周时期的楚文化

　　周在武王灭商以后，已经形成一个强盛的奴隶制国家。它的势力范围不断扩大，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远远超过前代。西周王朝为了加强对各地的控制，采取了分封制。在西周初期大封诸侯之际，熊绎即被封以子男之田于荆蛮。《左传·昭公九年》有“及武王克商……，巴、濮、楚、邓，吾南土也”的记载。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遗址中出土的一批西周初年的甲骨文中，有“楚子来告”等记事，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时的“楚”，已是周王朝封在南国的一个诸侯国了。

　　由于西周王朝对各诸侯国在政治上的控制以及各国经济、文化的频繁交往，使各地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文化面貌在原来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在江汉流域继续发展的先楚文化，经过商代南北文化的融合和发展，到了西周时期楚文化已近于成熟阶段。

　　西周时期的文化遗址，在湖北境内各地已经发现24处，其中分布在汉水流域及其支流涢水、环水与滠水沿岸的有15处，经过试掘和初步发掘的，计有圻春毛家咀［23］、红安金盆［24］、武昌放鹰台［25］、天门石家河罗家柏岭［26］、汉阳纱帽山和汉川乌龟山［27］、安陆晒书台［28］、江陵张家山［29］等8处。从这些西周遗址的调查和发掘资料来看，遗物特点虽然和中原地区西周文化之间的共性更为多些，但由先楚文化发展而来的地方特性仍然是明显的。就江汉地区西周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陶器看，其陶质特点是：西周早期的泥质粗红陶仅次于泥质粗灰陶，到了晚期泥质红陶和砂质红陶数量仅次于砂质灰陶与泥质灰陶，黑陶较少，陶器表面的装饰虽已几乎全是绳纹和较少的方格纹，但也还有一些弦纹、划纹、刻纹、附加堆纹等（表三）。

表三 汉川龟山西周遗址T3陶系、纹饰统计

　　主要的陶器器类按用途分，炊器中有甗、鬲，以鬲为多；饮食器中有豆、碗、钵、簋、爵、尊、杯；盛储器有小口高领罐、瓮、折沿小罐等。在陶器的形制上，随着时代的向前推移，江汉地区的西周陶器也有一些变化，表现在圈足器较前逐渐减少，仅见于陶簋、陶尊、陶豆和陶杯上，圜底器仅用于陶罐和陶盘，但在这里部分陶器的形制上，仍然保持有某些先楚文化发展下来的明显特点。如高足盆形鼎、菌状握手的榫口陶器盖、粗肥喇叭形圈足陶豆、高领折肩陶罐，罐形圆平裆高足陶鬲，明显还是承袭着江汉地区先楚文化的作风发展而来的。尤其是江陵张家山遗址，下层是相当龙山期的文化遗存，中层是相当商时期的先楚文化，上层为相当西周时期的楚早期文化遗存，从地层上找到了它们的发展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在湖北境内的部分西周遗址中，还出土有假圈足木瓢和圈足漆杯，在木杯表面髹有黑、褐色漆地，用红彩绘制出回纹、涡纹。这种颜色鲜艳，具有较高艺术水平的彩纹，富有浓厚的楚文化的地方色彩。它显然是继承当地屈家岭文化彩陶器中的方框加卵点纹及涡旋纹彩绘图案发展而来的，甚至在色调上和屈家岭文化彩陶中的各种颜色有着一脉相承的发展关系。它为春秋战国时期楚文化中彩绘漆木器的高度发展奠定了基础。

　　东周时楚国的陶器、青铜器和漆木器的风格，虽然在与各地区制陶技术的频繁交流中，与其他各地陶器的共性明显增多，但楚地早期文化发展下来的独特风格仍然存在，陶器形制中的侈口长颈圆腹凹圜底陶壶和卷沿小口或大口弧肩圆裆高足鬲，青铜器中的瘦高蹄足铜鼎、细长颈铜壶和铜器上铸造的各种动物形象装饰，以及高柄木漆豆、高柄木漆耳杯等形制，都是有别于其他地区春秋战国同类用器形制，并且有楚文化独特风格的。

　　楚文化漆木器、陶器和石磬上彩绘的褐、红、黄、黑、粉、蓝等颜色，是在先楚屈家岭文化的彩绘艺术用色基础上的新发展；图案纹饰中的菱形格子纹和三分式圆涡纹，显然是源于屈家岭文化。特别是楚文化中，由屈家岭文化小鸟、长尾鸟、鱼和龟等动物雕塑品发展而来的长尾鸟、蛙与蛇等动物组成的彩绘小漆木座屏和石磐上彩绘的凤鸟图，以及有些青铜器盖上的各种动物形象和淅川下寺［30］出土铜禁上镂刻的小动物群，都是继屈家岭文化之后艺术发展的结晶。

　　结语

　　根据目前的考古发掘材料可知，楚文化的发展渊源即江汉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屈家岭文化，嗣后在楚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的每个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由于与周围地区各族文化的相互交流与影响，也曾不断地融合和吸收了其他族别的一些文化因素，但在各个时期楚的物质文化遗存中，从早到晚仍可看出它自成体系的发展序列以及它独特的艺术风格。表现在陶器方面，其陶系除屈家岭文化早期泥质黑陶较多，转为中期以后至龙山期文化均以泥质灰陶为主外，以后，一直到西周均是以砂质和泥质粗红陶系占一定比例（参见表三）。在陶器的形制上，从以圈足器和扁平高三足器为主要特征的屈家岭文化开始，直到春秋战国时期的楚文化陶器中，都一直保持着它这一独特的风格，甚至这些特征还扩大使用到楚文化的青铜器和漆木器的形制上。如屈家岭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扁平高足鼎和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楚文化特有的高足鼎与高足鬲，再如屈家岭文化中的长颈高圈足壶，演变成春秋战国时期的长颈壶，以及高领折肩陶罐和镂孔圈足豆等，都可以看出它们早晚之间一脉相承的发展关系（图2）。尤其是屈家岭文化中朴素地反映现实生活的原始艺术，在楚文化中也是一直在延续发展着，只是到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得到了高度的发展。这些有力地说明，楚文化的发展是有根有源的，它的渊源就是分布在江汉地区的屈家岭文化。

　　考古学文化是在不同的族的共同体的形成过程中产生的，在不同地域内独特地存在着的不同族的共同体，促使了物质文化上的地方特征的出现［31］。关于江汉地区新石器时代屈家岭文化的族属问题，是需要考证的。江汉地区在古代，曾是苗、蛮活动之地，文献记载“尧战于丹水之蒲，以服南蛮”（《吕氏春秋·召类》）。“禹攻三苗而东夷之兵不起”（《战国策》）等。更有认为屈家岭文化的氏族居民即是江汉地区的三苗者［32］。

　　楚族在江汉地区的起源与发展，历史绵长，有迹可寻。从江汉地区一脉相承绵延发展的物质文化中，可以窥出楚族是江汉地区土生土长的民族，楚文化和屈家岭文化的渊源关系表明，楚族应起源于江汉地区的远古氏族，有可能即是江汉地区三苗的一支。

　　屈家岭文化发祥于中国第一大河长江的中游地区，经过大江两岸先民历数千年的艰苦奋斗，创造出了灿烂的楚文化，为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东方古代文明史上亦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图2 江汉地区屈家岭文化至战国早期主要器物发展序列

　　注释

　　［1］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京山屈家岭》，科学出版社，1965年。

　　［2］长办文物考古队直属工作队：《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一年湖北郧县和均县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10期。

　　［3］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唐河寨茨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63年第12期。

　　［4］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湖北松滋县桂花树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76年第3期。

　　［5］长办文物考古队直属工作队：《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一年湖北郧县和均县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10期。

　　［6］湖北省博物馆未刊资料。

　　［7］湖北省博物馆未刊资料。

　　［8］荆州地区博物馆未刊资料。

　　［9］江西省博物馆、清江县博物馆、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江西清江吴城商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第7期。

　　［10］文物编辑委员会：《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文物出版社，1979年。

　　［11］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1957年郑州西郊发掘记要》，《考古通讯》1958年第9期。

　　［12］李科友、彭适凡：《略论江西吴城商代原始瓷器》，《文物》1975年第7期。

　　［13］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年。

　　［14］湖北省博物馆：《一九六三年湖北黄陂盘龙城商代遗址的发掘》，《文物》1976年第1期。

　　［15］余从新：《安陆县晒书台商周遗址试掘》，《江汉考古》1980年第1期。

　　［16］湖北省博物馆未刊资料。

　　［17］湖北省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盘龙城发掘队：《盘龙城一九七四年度田野考古纪要》，《文物》1976年第2期。

　　［18］河南省博物馆、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商代城址试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1期。

　　［19］湖北省博物馆：《盘龙城商代二里冈期的青铜器》，《文物》1976年第2期。

　　［20］江西省博物馆：《江西地区陶瓷器几何形拍印纹样综述》，《文物》1977年第9期。

　　［21］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郑州二里冈》，科学出版社，1959年。

　　［22］湖北省博物馆未刊资料。

　　［23］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发掘队：《湖北圻春毛家咀西周木构建筑》，《考古》1962年第1期。

　　［24］湖北省文物管理处：《湖北红安金盆遗址的探掘》，《考古》1960年第4期。

　　［25］湖北省博物馆未刊资料。

　　［26］湖北省博物馆未刊资料。

　　［27］湖北省博物馆未刊资料。

　　［28］余从新：《安陆县晒书台商周遗址试掘》，《江汉考古》1980年第1期。

　　［29］陈贤一：《江陵张家山遗址试掘与探索》，《江汉考古》1980年第2期。

　　［30］河南省丹江库区文物发掘队：《河南省淅川县下寺春秋楚墓》，《文物》1980年第10期。

　　［31］华平译：《考古学文化》，《考古通讯》1956年第3期。

　　［32］俞伟超：《先楚与三苗文化的考古学推测—为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而作》，《文物》1980年第10期。

　　编者注

　　文中统计表个别项不够精准，因历史文献不便求证，遵循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