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中游新石器文化概况

*原刊《先秦史研究动态》1986年第3期

、据王劲2017年提交单位资料，原刊目录作者姓名误为王剑，内文署王劲。

　　长江横切鄂西山地进入广阔的中游地段后，容纳了清江、沮漳河、汉水、澧水、湘江等20多个水系，拥有了江汉与洞庭湖两湖平原。这里水源充足，土壤肥沃，雨量充沛，四季分明，适合于农作物的生长，为人类的繁衍生息提供了良好的自然环境。

　　近年来在湖南境内，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有百余处，湖北境内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有数百处之多，已发掘的计60余处。考古发现说明长江中游两岸的远古先民，早在六七千年以前就在这里发展了具有自身特点的原始文化，为创造发展中华民族灿烂的古代文化做出了贡献。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50年代，屈家岭文化在江汉平原上的京山屈家岭首次发现［1］，拉开了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考古的序幕，紧接着在天门石家河等地发现的石家河文化［2］，是屈家岭文化发展的继续，在时代上，它相当于黄河流域的龙山文化阶段。在江汉平原的京山、天门一带新石器时代考古中，我们看到屈家岭文化早晚几个发展阶段中文化面貌的大致轮廓。60年代在京山朱家咀［3］、武昌放鹰台［4］遗址中发现的屈家岭文化早期遗存，更加深了我们对这一文化早期特征的认识。同时，在汉水中上游的郧县大寺、青龙泉，均县观音坪、乱石滩等遗址［5］，发现了一支具有黄河流域边缘地区特点的仰韶文化，以及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的青龙泉类型。还在鄂东南地区发现了具有这一地域特点的、在年代上略早于屈家岭文化早期或同时期的黄冈螺蛳山文化遗存［6］，以及在圻春发现的石家河文化易家山类型［7］。

　　70年代以来，长江中游的考古工作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新石器时代考古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在这一期间，不仅屈家岭文化找到了鄂西的关庙山类型［8］和湘北的划城岗［9］类型，还在三峡地区的宜都、宜昌、秭归，鄂西地区的松滋、枝江、当阳及江汉平原西缘的江陵、公安，洞庭湖周围的澧城、临澧、安乡、华容等广大范围内，先后发现了早于屈家岭文化，而最先在巫山大溪遗址［10］发现并定名的大溪文化的集中分布区，从而扩大了这一文化的分布领域，使我们找到了大溪文化的发展中心。随着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近年来，在三峡、鄂西地区的宜都、秭归，江汉平原的天门及湘西北的石门，湘北的临澧等地，陆续发现了早于大溪文化，时间在距今六七千年的早期原始文化的遗存，这无疑是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的一个可喜的重大突破。

　　一早期原始文化的新发现

　　长江中游早期文化遗存，最先发现于湖南石门皂市，接着在湘北临澧发现6处［11］，鄂西宜都城背溪、秭归朝天咀［12］等地发现10处，江汉平原的天门发现一处［13］，以上发现多未见报道。其文化概况是，陶器属红陶系但颜色斑驳，呈红褐、红黄、棕红等色，夹炭胎中含砂粒，松疏成层易碎，器形多为圜底器并多支座，器身满饰松乱的绳纹，用泥片贴筑法制成。江汉平原的器形有别于鄂西，其早期原始文化遗存，见于报道的仅有湖南石门皂市下层［14］，这一文化的特点是，石器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用砾石打磨成的近梯形横断面呈椭圆形弧刃或长方形扁薄宽平刃的斧，近长方形或梯形的锛，细长呈近长方形单面刃的凿，椭圆形两侧缺口或凹腰的网坠，盘状器、砺石等；一类是用燧石打制或压制成细石核片、小石片再加工成长2.7～4.2厘米，宽1.2～3.5厘米的长、短刮削器。燧石类石器，从取材到加工方法和功能看，同中原以及广东西樵山等地的细石器都很接近，这类工具应归入“细石器”范畴。

　　陶器全为红陶，因火候不匀，器表颜色斑驳，多为褐红色或酱红色。夹砂陶多于泥质陶，有少量因夹植物炭化的夹炭陶。绝大部分泥质和夹砂红陶表皮呈红色，胎心则大部呈灰黑色，有的胎心呈层状。纹饰主要有交错细绳纹等和横、竖、斜刻的组合划纹、雨线划纹、网络划纹，还有相当数量的篦点纹以及少量的剔刻纹和戳印纹等，以交错绳纹为最多。还有少量的白衣红彩的彩陶，纹样丰富发达。手制，疑为贴壁法，器内壁常留有指窝印痕，陶胎厚薄不一。

　　陶器器形简单，多为圜底器、圈足器和平底器，不见三足器。主要器类有直口高领罐、高弧领罐、高领折肩罐、弇口罐、双耳罐、盘口罐、折沿罐、敞口筒腹的罐、直腹罐、圈足盘、器座、釜、钵、杯形器、陶饼、支垫等。陶器颇富特色，其器物群与共存的石器、细石器构成了一种与长江中游其他原始文化判然有别的新的考古学文化。14C年代测定数据为6920±200年，显然早于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应属长江中游地区早期阶段的原始文化遗存。

　　二大溪文化的特点及年代

　　大溪文化晚于石门皂市下层的原始文化遗存，以枝江关庙山遗址为代表。这里的大溪文化遗存堆积厚，延续年代久，内涵最为丰富，可分四期。其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器，少有陶质和骨质的，一般为磨制，有些通体磨光，也有的仅留有打凿痕迹未经磨制。石器器形多为梯形和长方形斧、锛类工具，弧顶两侧面齐平或横断面呈椭圆形，此外还有穿孔石斧及石锄、圭形凿、刀、矛、镞、锤、盘状器和杵等。长江两岸遗址石材多取砾石，故石器多，且多大中型者，有的石斧全长竟达43.1厘米或38厘米［15］，实属罕见。

　　陶器以红陶为主，一般涂有红陶衣，有些食器外红内灰黑。大多数胎心含有炭末，少数掺砂粒、蚌。从早到晚含炭末红陶由多变少，泥质红陶逐渐增加，晚期有相当比例的黑陶。纹饰以戳印纹、弦纹、镂孔为主，二、三期彩陶鼎盛，红衣黑彩，或橙黄地黑彩、赭彩，个别白衣黑彩者。彩纹图案有绳索纹、平行纹夹横人字纹、菱形格纹、旋涡纹、谷穗纹、齿状纹等，以曲线网络纹、横人字纹最具有特色。圈足器和圜底器发达，平底器和三足器较少，还有极少的尖底器，器形主要有圈足碗、曲腹杯、单耳杯、筒形瓶、三足盘、豆、平底盆、内卷沿大盆、细颈壶、折沿罐、釜、器座、器盖等，有少量的蛋壳彩陶。第一期以双折壁的圜底碟、圈足碗、三足盘为代表。第二期以单耳杯、凹壁圈足碗、斜壁圈足盘、粗圈足盘形豆、圈足豆、凹沿圜底釜、凹沿圜底罐、钵形鼎为代表。第三期以彩陶筒形瓶、筒形罐、折腹平底盆为代表。第四期以细颈壶、卷沿圈足碗、冬瓜形腹小口高领罐为代表。

　　房屋建筑，有半地穴圆形和地面建筑的圆形和方形、长方形等式房子，其基本特点是，广泛采用南方多产的竹材，竹木结合构筑房屋，一般是四周墙壁挖沟槽立柱，墙基用黏土或大量红烧土铺垫填实，立柱间编扎竹夹泥墙，有的为了避雨防潮还设有檐廊。

　　大溪文化具有独特的葬俗，在葬式上除仰身直肢和俯身直肢葬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屈肢葬。屈肢多样，有仰身屈肢、侧身屈肢和俯身屈肢三种。以仰身屈肢最为普遍，有下肢向上蜷曲、膝盖弯曲至胸部成蹲踞式，有呈跪坐式。随葬的陶器一般放置于死者左侧，大型石器多置于头下，死者身上往往佩戴有装饰品，耳戴绿松石小坠，胸佩玉璜、玦、环，骨圈、蚌环在两臂上，颈部围蚌环小珠串成的项圈。个别墓中有将陶碟分置于死者两乳之上，或将三件彩陶瓶连串置于死者两腿间，并有龟、鱼和狗殉葬的，有将鱼放死者身上，有将两条大鱼分置垫于两臂之下，有将两条大鱼衔于死者口中，还有的死者头枕大象牙，其中不少葬俗为其他原始文化所未见。小孩和成人交错埋葬在一个公共墓地，墓葬分布密集，随葬器物多寡不均，有的多至50余件，有的则无葬品。这种差别，大抵是大溪文化晚期阶段社会分化的反映。

　　根据14C年代测定数据除去误差者，可归纳为5940±260年（Zk890）-5330±145年（Zk832），可知大溪文化曾经历过一个较长的发展历程，从川东鄂西至鄂南一带与湘北的大溪文化陶器的地域差异性看，大溪文化可分若干不同的类型。

　　大溪文化的陶器中常掺有大量的稻谷壳和稻茎末，建筑遗迹的红烧土中亦掺有稻壳、稻秆末。红花套红烧土中稻谷标本鉴定属粳稻型，结合出土的谷物加工工具可知，大溪文化是一个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原始农业部族。一些遗址灰坑出土的猪、牛、羊等兽骨和殉葬的龟、鱼等遗骸及狩猎工具说明，渔猎在其经济来源中仍占一定地位。

　　三屈家岭文化的分布及其特征

　　屈家岭文化几乎遍布江汉地区，其早、中期以屈家岭遗址为代表，晚期可以天门石家河罗家柏岭为代表。其生产工具以石器为主，亦有陶质和骨质器，均为磨制，器类主要有斧、锛、镰、铲、锄、刀、凿、矛、镞、杵和骨鱼叉、陶纺轮等。器形以中、小型上窄下宽式石斧、大型方柱状石锛，中型有段石锛、斜弧形石镰和有孔石铲、柳叶形石镞及平面、球面、双球面形彩陶纺轮为主。彩纹图案，以四组相互垂直线或弧线组成的图案为代表，晚期出现太极图形图案。还有琢磨精致的斧、锛、凿、刀形的小型工艺工具，有的全长仅1厘米左右，小巧玲珑。早期石器磨制粗糙，斧、锛和陶纺轮等均为大型。

　　陶器早期以黑陶为主，有蛋壳黑陶和朱绘黑陶。中、晚期以灰陶为主，纹饰主要有弦纹、堆纹、刻划纹、镂孔、篦点纹，晚期出现篮纹。还有部分彩陶，早期有厚胎彩陶和薄胎彩陶两种，中期出现蛋壳彩陶。陶器均以手制为主，较少轮制，主要有锅、甑、鼎、碗、盆、豆、杯、碟、壶形器、盂形器、器盖、器座等。早期器形以具有罐形、釜形腹的鸭嘴足或凿状足、薄胎黑陶带盖小鼎为代表。中晚期以灰陶为主，具有屈家岭文化特征的器形是长颈扁腹高圈足壶形器、高圈足杯、连弧腹圈足杯、斜壁平底蛋壳彩陶杯、斜弧壁矮圈足蛋壳彩陶碗、仰折连弧壁圈足碗、仰折连弧壁碗形或各式碗形镂孔圈足豆、仰折连弧壁碗形或罐形扁薄卷边足鼎、直领球体深腹凹圜底罐、大型侈口筒形深腹缸、口径近1米的大型平唇大敞口尖圜底锅和圈纽器盖等。其中胎仅0.1～0.2厘米薄如蛋壳的彩陶器，是屈家岭文化的典型器物，它代表了这一文化制陶技术的最高水平。蛋壳彩陶杯、碗，橙黄地绘黑彩、褐红彩，或施黑衣、灰衣，杯彩多在器内口沿，彩纹由弦纹、弧线及卵点、叶形和“”形纹等组成，碗的彩饰多绘于器外，由卵点、叶形、方框等组成。蛋壳彩陶和彩陶纺轮突出地反映出屈家岭文化的工艺特色。

　　晚期出现的红陶小陶塑有陶人（头部残）、鸡、鸟等以及饰篦点的陶球、彩陶球，这些是屈家岭文化的陶塑工艺品。装饰品有陶环、彩陶环和鱼形、龟头形玉饰等。

　　屈家岭文化的房屋均是长方形地面建筑，有的用红烧土筑出高出地面的台子，有的挖基槽立柱后用黏土、烧土或草拌泥筑墙，居住面下层以红烧土、黄砂土铺垫，或用“白灰面”。房屋有双间式和单间式两种，双间式房屋的隔墙上设有通向两室的门，单间式小房则是依次排列的成排建筑［16］。

　　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墓葬早期的发现较多，人骨架多已腐朽难辨葬式，随葬器物中已出现不少陶质小明器［17］。可辨者多为单人仰身直肢葬，少有屈肢葬。中、晚期随葬器物贫乏，个别墓有用猪头殉葬的，可能这时已出现贫富不均现象。

　　屈家岭文化在汉水中上游的青龙泉、大寺遗址，叠压在仰韶文化层之上［18］，在大溪文化分布的范围内，往往发现大溪文化层之上叠压有屈家岭文化层［19］，从地层上确定了它晚于仰韶文化和大溪文化的相对早晚关系。

　　据14C年代测定，屈家岭文化三个年代数据是2730BC±145（Zk91）、2695BC±95（Zk125）、2635BC±150（Zk124）。即在公元前2750～前2650年，相当大汶口文化晚期［20］。屈家岭文化的分布范围较广，向北已至豫西南的汉水支流唐河、白河一带，向西到达了三峡以东地区，向南进入了湘北洞庭湖南的澧水流域，向东似在鄂东举水、巴河地带。由于所处空间和时间的差异，各个区域的屈家岭文化，亦显示出它们各自的不同特点，形成了若干个不同的文化类型。现被公认的有屈家岭类型、青龙泉类型、关庙山类型、划城岗类型等［21］。

　　在屈家岭文化许多遗址的红烧土建筑遗迹的羼和料中，发现大量的稻谷壳和稻茎，尤以屈家岭遗址中发现最多，在体积约200立方米的红烧土中，羼和的稻谷壳密结成层，经鉴定属大粒的粳型稻。

　　遗址中发现的家畜遗骸可辨认的有狗、猪骨骼，以猪为多，可见在粮食充足的情况下畜牧业也有发展，说明屈家岭文化是以种植水稻为其主要经济来源的原始农业氏族，出土的渔猎工具及鹿的遗骸等，还说明渔猎活动是他们的辅助经济。

　　四石家河文化的定名及概况

　　石家河文化是长江中游继屈家岭文化之后的一类文化遗存，在时期上大致与黄河流域的龙山文化相当，但在文化面貌上与豫陕等地的龙山文化差异很大，它有深厚的地域色彩。长时期以来，对这类文化遗存，没有给予一个恰当的定名，故在一段时间内，大家借“龙山文化”之名，称之为“湖北龙山文化”。苏秉琦先生认为，按照习惯以“石家河”定名为好。因这类文化遗存，50年代即最先发现于天门石家河（现名石河），因而我们给了这类文化遗存以“石家河文化”之名［22］。

　　继屈家岭文化之后发展起来的石家河文化，在长江中游与屈家岭文化的分布面基本重合，并有所扩大。其文化特点是，它晚于屈家岭文化，但仍保留有或多或少的屈家岭文化因素，随着这一文化的自身发展，其中的屈家岭文化因素，逐渐被融合在新的文化之中。由于分布地域的不同，石家河文化在文化面貌上亦显示出所处不同空间的差异，亦可分若干类型，有江汉平原的石家河类型、汉水中上游的青龙泉类型、鄂西地区的季家湖类型、鄂东地区的易家山类型、鄂东南地区的尧家林类型、湘中的岱子坪类型等［23］。

　　生产工具以石制为主，骨、陶、蚌制的很少。石器中琢磨和通体磨光的增多，也有极少打凿的。器形多为中小型，器类主要有斧、锛、凿、锄、镰、刀、镞、盘状器、纺轮、网坠等。石锄为凹腰、有肩两式。刀多为长方形单孔或双孔。石镞式样增多，有菱形、圆锥形、三棱形镞身与圆柱形铤。陶纺轮数量较多，还有少数彩陶纺轮。彩纹图案有太极图、弧线旋曲纹、对三角夹卵点纹及四组横竖相对的直线纹，均系屈家岭文化的彩纹图案，色彩为红地黑彩或橙黄地红彩。骨器有锥、镞、鱼叉等，蚌器仅见蚌镰。双孔石刀的增多，蚌镰、三棱镞的出现，石器磨制水平的提高等，都反映了石家河文化时期生产力的进步和提高。

　　陶器以灰陶为主，红陶（橙黄、橙红陶）比例有所增加，黑陶甚少，手制仍有一定的数量，轮制较前增多，纹饰陶增多，拍印篮纹显著增加，其他纹饰有方格纹、绳纹、弦纹、堆纹、锥刺纹、镂孔、划纹和彩绘纹等，大体早期以篮纹为多，中晚期出现方格纹。早期尚有红地黑彩、紫红彩或橙黄地红彩、紫彩，绘于小罐、鬶、杯等的器表。有些器表是橙黄地施红衣，彩纹有平行线、斜方格等，彩纹呈退化现象。器类较前为多，主要有鼎、甑、鬶、盉、瓮、罐、盆、钵、豆、盘、杯、器盖、器座、缸、臼等，其特征性器物是盆形、罐形宽扁高足鼎，足上常施以凸棱纹、戳划麻面纹。折沿深腹圈足甑，捏流瘦长腹瘦袋足鬶，袋足或圈足的冲天流盉，斜壁平底、凹平底厚胎杯，罐形、盂形高圈足厚胎杯，盘形、碗形镂孔喇叭圈足豆，粗圈足盘，连腹直壁圈足盘，长颈平底或圈足壶，折沿深腹罐，小口高领罐、矮领、高领广肩深腹罐，直口沿敛口大瓮，平折沿、宽沿斜直壁折收小平底缸，折沿深腹缸，喇叭口筒腹厚胎擂磨器等。在青龙泉类型中出土有斝，所出的厚胎尖底器季家湖类型中亦有，所出的带流擂磨盆划城岗遗址中有出土。尧家林类型中较多的侧扁三角足鼎，少见于其他类型［24］。

　　工艺品中的红陶小动物，起于屈家岭文化晚期，兴于石家河文化早期，成为石家河类型的特色。这里的陶塑动物群品种繁，数量多，除已有的鸡、短尾鸟外，还有鸭、鹅、长尾鸟、鹰、鱼、龟、蛙、猪、狗、羊、豹、猴、熊、象、鼠等，形象逼真，神态生动［25］。

　　当前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文化的考古研究工作正在开展，讨论的分歧点集中在大溪文化与屈家岭文化的关系上，由这个问题派生出来的，即对大溪文化晚期和屈家岭文化早期文化面貌的认识问题。囿于目前屈家岭文化发掘资料尚少，特别是在屈家岭文化分布中心范围内，所发现的屈家岭文化前身的原始文化资料，仅是开始露头，还难以全面地分析问题，过早结论似觉欠妥。长江中游的新石器文化自有其自身的发展系列，我们相信随着这里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和研究的不断深入，以上课题是会逐步迎刃而解的。

　　注释

　　［1］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京山屈家岭》，科学出版社，1965年。

　　［2］石龙过江水库指挥部文物工作队：《湖北京山、天门考古发掘简报》，《考古通讯》1956年第3期。

　　［3］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湖北京山朱家咀新石器遗址第一次发掘》，《考古》1964年第5期。

　　［4］湖北省博物馆考古资料。

　　［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工作队：《湖北郧县和均县考古调查与试掘》，《考古学集刊》（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6］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发掘队：《湖北黄冈螺蛳山遗址的探掘》，《考古》1962年第7期。

　　［7］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湖北圻春易家山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60年第5期。

　　［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工作队：《湖北枝江县关庙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1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工作队：《湖北枝江关庙山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1983年第1期。

　　［9］湖南省博物馆：《安乡划城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3年第4期。

　　［10］四川长江流域文物保护委员会文物考古队：《四川巫山大溪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记略》，《文物》1961年第11期。

　　［11］湖南省博物馆考古资料。

　　［12］《西陵峡一带发现六十多处古文化遗址》，《光明日报》1986年3月2日第2版。

　　［13］湖北省博物馆考古资料。

　　［14］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石门县皂市下层新石器遗存》，《考古》1986年第1期。

　　［15］任式楠：《长江中游和汉水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

　　［16］长办文物考古队直属工作队：《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一年湖北郧县和均县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10期。

　　［17］湖北省博物馆、荆州地区博物馆考古资料。

　　［18］任式楠：《长江中游和汉水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

　　［19］湖南省博物馆：《安乡划城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3年第4期。

　　［20］夏鼐：《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考古》1977年第4期。

　　［21］沈强华：《试论屈家岭文化的地域类型》，《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2期。

　　［22］石龙过江水库指挥部文物工作队：《湖北京山、天门考古发掘简报》，《考古通讯》1956年第3期。

　　［23］何介钧：《长江中游原始文化初论》，《湖南考古辑刊》（第1集），岳麓书社，1982年。

　　［24］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咸宁地区博物馆、通城县文化馆：《湖北通城尧家林遗址的试掘》，《江汉考古》1983年第3期。

　　［25］石龙过江水库指挥部文物工作队：《湖北京山、天门考古发掘简报》，《考古通讯》1956年第3期；刘安国：《天门石家河出土的一批红陶小动物》，《江汉考古》198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