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湖北考古发现看人类生存与自然资源的关系

原刊湖北省环境保护局编：《湖北大自然》，1987 年（出版者不详）。原书目录与正文的标题略有出入，此处从目录。

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中的阳光、空气、水、土壤、生物等，是人类借以维持生命和繁衍的基础。在远古时代，长江中游的江汉地区，尚处在未被利用和开发，或开始被人类活动所接触的原生自然环境中，人们在野生生物群的包围圈中求生存。为了生存与大自然作斗争，并与周围的一切凶猛的野生动物群作斗争，人类在这些斗争中，不断地增长才智认识客观，从而去能动地改造着客观，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不断地丰富自己的生活。我们的祖先就是生活在大自然中艰苦辛勤的劳动，为人类社会创造了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本文试图从湖北地区考古发现中揭示出的人类历史过去的社会情景，来阐述在人类活动中，自然资源对于人类的生存与持续不断的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

一  古代聚落的自然条件

1. 同大自然作顽强斗争的原始人群

人类的祖先在采集、狩猎生活中依靠着群体的力量进行生存斗争，因而，在脱离了动物界的原始人类出现的同时，也就开始了原始群居的生活。

自然界，为远古时期的人类提供了生活源泉，同时也给予他们以强大的外界压力。因而他们必须依靠着群体力量在艰辛的劳动实践中，不断地去征服大自然，让自然界为人类服务以谋求生存。在人类的幼年阶段，生产力十分低下，自然环境恶劣，生活是极其艰苦困难的，远古祖先们为了抗拒猛兽和疾病，在从森林中走出来后，选择了石灰岩地区岩溶相当发育并适于人类居住的溶洞，作为他们安身的场所。居住在天然山洞中，既可避风雨，又可防野兽，所以在这些石灰岩山洞中，往往留有远古人类生活的遗迹。

1975 年至 1976 年，在湖北境内秦岭山脉东段南麓的郧县和郧西县，发现了五颗猿人牙齿化石及大批古脊椎动物化石。经鉴定，两县发现的猿人和动物群化石基本相似，其时代大致在距今一百万年到五十万年之间，早于著名的北京猿人。郧县猿人化石发现在梅铺龙骨洞中；郧西县的猿人化石发现在神雾岭白龙洞中。 1971 年，在鄂东南大冶县章山石龙洞穴中发现了远古人类制作使用的打制石器 88 件，石器种类有石核、石片、砍砸器、刮削器等，与之共存的还有动物群化石，其地质年代为更新世中期，属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早期后一阶段—即古人阶段。1956 年在鄂西清江流域的长阳县大堰钟家湾龙洞中，发现有古人阶段的“长阳人”化石，及共生的动物群化石，其地质年代，为晚更新世早期或稍晚些。

从以上考古资料看，远古人类的居住条件，都是选择在山坡的石灰岩溶洞之中。设想当时的自然条件和古生态环境，在溶洞周围有潺潺的泉水，洞外是大片的原始森林。我们的祖先生活在森林茂密的凶猛野兽群中，为了生存他们每天活动在森林里与剑齿象、嵌齿象、虎、豺、熊、狐、獾、桑氏鬣狗、犀牛、豪猪、貘等凶猛的野兽作斗争，用石核、木棒等武器猎取大自然中的野兽和飞禽以作肉食，同时还充分利用丰富的自然植被，大量地采摘野生果实挖掘植物块茎用以充饥。在狩猎和采集等活动的实践过程中，他们用劳动的双手不断制造改进生产工具，并发现了火，从而懂得了用火。火的使用，对猿人体质的发展，对他们和大自然斗争本领的提高，都起了重大作用。火可以御寒，克服了气候的限制。用火还可以防御猛兽，加强了他们的自卫能力，减少了猛兽的威胁，同时，火照亮了洞穴，改善了居住条件。在郧西神雾岭白龙洞中，也发现有用火的遗迹，我们的远古祖先，在与大自然作顽强斗争的漫长岁月里，利用集体的力量向大自然索取了维持生命必需的生活资料而得以生存下来，并繁衍了后代。恩格斯说：“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变为财富。”

2. 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自然环境的选择

旧石器时代之后，同世界的许多地方一样，中国广大区域的气候也有回暖的倾向，尤其是长江流域。因潮湿多雨，江汉地区的气候条件亦已温暖湿润，更加适于人类生存，这时的原始人类早已移居洞穴之外。湖北境内有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鄂西和鄂西北山地中多河谷盆地，鄂东北和鄂东南是低山丘陵地带，中部有由长江和汉水冲积而成的江汉平原，平原上的湖、河星罗棋布。这里气候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土壤肥沃，为人类生活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古老的河流总是和人类文化的发展紧密相连的。人类的“幼年”时期的移动，有赖于河流，特别是从狩猎、渔猎时代进入农业时代定居后，河谷地带及大大小小的江河冲积平原，为发展农业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因而古代的原始居民多选择在古老河流的两岸居住，依靠河流两岸的肥沃土壤发展农业使人类社会逐步走向文明。

湖北境内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古文化遗址分布面较广，江汉平原是分布的稠密区，在天门、京山一带，凡在今天有村庄的地方，多分布有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

进入新石器时代后，由于原始农业的出现，随之有了家畜饲养业，这时的人类已经开始过着定居的生活。当时的生活来源，已经摆脱了采集经济，而主要靠农业生产及渔业、狩猎等。为了农业生产的需要，他们的住处一般都是选择在交通方便和傍水、靠山、向阳等自然条件较好，有利于进行农事活动的地方。这时的聚落遗址的分布规律，多在山坡、岗地、河谷盆地及山丘、丘陵地带或土台、土墩上。如江汉平原的京山屈家岭遗址即在青木垱河与它的支流青木河之间的三角地带，遗址坐落在一个椭圆形岗地上，这里自然环境优美，东、南、北三面分布着海拔 40 ～50 米连绵不断的大小丘陵，仅靠遗址东面是一片广阔的沃野，西南地势平坦，青木垱河与青木河围绕遗址岗地自北向南蜿蜒而下，交汇在东面的平地上。这片广阔的土地应是屈家岭原始居民们从事农业生产的良田。南面的太子山和周围丘陵岗地的丛林之中，则是原始居民们的狩猎场所，遗址上出土的石斧、石锛、石铲、石刀、石镰，是他们用来砍伐树木，开拓荒地以及农业生产中耕耘、收割时的有效工具。遗址还出土有大量的石镞、石矛，是原始居民们猎取肉食的狩猎工具。

屈家岭遗址上的房屋建筑遗迹中，发现掺有大量稻壳和稻茎的红烧土，这些稻谷经鉴定，是原始型的粳稻。大量的稻壳在建筑材料中作为加固的掺合料，这足以说明屈家岭文化的氏族是种植水稻的原始农业部落。随着原始农业的逐渐发达，饲养业也有了发展，从遗址上出土的动物遗骸看，这时饲养的动物有猪、狗、羊、鸡等多种家畜和家禽。原始居民们，生活在依山傍水、水源和阳光都很充足的优良环境里，从事多种生产活动。在水稻种植和收割季节，他们活动在住地东面的公共农田上，农闲季节，即使用石镞、石矛，狩猎于附近的山岗密林之间。出土的一些鱼、龟之类的小型陶塑动物说明，到了夏季他们还可以在聚落旁的河水之中进行鱼虾之类水生动物的捕捞活动。

在鄂西、鄂西北的山地一带，新石器时代古文化遗址则多选择在山间河谷盆地和河旁台地上。如均县观音坪遗址即在浪河之畔，乱石滩遗址在汉水北岸的一个依山傍水的缓坡地上。郧县青龙泉遗址，亦在汉水北岸玉钱山南麓的一个缓坡地上。鄂西地区的宜都红花套遗址亦位于河谷平原上的长江西岸二级台地上。鄂东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则多分布在山丘岗地上。如圻春易家山、黄冈螺蛳山等新石器时代古文化遗址，都位于丘陵地带高出地面的椭圆形土丘上，遗址侧畔，均有古老的小河蜿蜒流过。

3. 商周以后的居住环境

考古发现的古文化遗址中，在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之上，往往叠压着商周以后的文化遗存。如江陵张家山荆南寺遗址，下层是新石器时代的大溪文化，中层是商代文化遗存，上层有东周时期的文化遗存。均县观音坪遗址，下层是新石器时代的屈家岭文化，中层是战国时期文化遗存，上层是汉至六朝时期的文化遗存。房县七里河遗址，下层是新石器时代石家河文化，上层是东周时期的文化遗存。武昌放鹰台遗址，下层是新石器时代屈家岭文化早期遗存，上层是西周时期文化遗存。这些情况说明，商周以后各时期的人们选择住地的条件，与新石器时代原始居住条件的要求基本是一致的，故新石器时代人们的住地，也就往往为商周以后的人们所沿用。因而在这类古文化遗址上，遗留下来延续几个时代的遗物和遗迹十分丰富。

二  古代人类对于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1. 认识大自然，向自然界索取生活资料

江汉地区河谷盆地，冲积平原较多，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作物生长期长，自然植被茂盛。

新石器时代的原始居民们，为了取得稳定的生活资料来源，他们在长期采集活动中，观察自然植被中土壤、水分、气候（即季节）对于植物生长的作用过程，发现掌握了植物萌芽、开花、结果的生长规律，懂得了栽培植物，发明了原始农业。他们经过长期的摸索，积累经验，把植物栽培扩大到广阔的田野上，使农业成了人类谋生的重要手段，从而逐渐摆脱了采集和狩猎经济中所受自然条件的限制，改变了人们经常受到饥饿威胁难得温饱的状况。由于这里河湖密布，雨量充足，水源条件好，适于水稻的生长，生活在这里的屈家岭文化氏族部落开辟草木丛生的沼泽地带为水田后，普遍地栽培水稻，故而这里的原始农业，主要是种植水稻。

湖北境内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除屈家岭遗址上发现稻谷外，枝江关庙山、宜都红花套、天门石家河、武昌放鹰台、郧县青龙泉等不少新石器时代遗址都出土有稻谷遗迹。这时的黄河流域主要是种植粟子，西安半坡遗址还发现了菜籽。原始居民们使用的农业生产工具种类较多，遗址中一般出土有石锛、石铲、石镰、石刀等农业生产工具，在青龙泉等山地遗址还发现有石锄。鄂西北山地多为凹腰石锄，鄂西山地则多为有肩石锄，江汉平原一般多使用石铲。生产技术和生产能力的提高，不断促进着农业生产的发展。

原始农业的发展，为饲养家畜提供了饲料，因而促进了副业生产的发展，饲养业的发展为人类增添了农副产品。新石器时代人类已经知道驯养狗并普遍养猪，在我省这一时期的古文化遗址和墓葬中多发现有猪骨遗骸和用猪头或猪牙床殉葬的现象。在京山屈家岭、天门石家河等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不仅出土有猪、狗遗骸，还有鸡、羊等小红陶动物，艺术来源于生活，它们应是当时实际生活之写照。家畜饲养业成为人们狩猎肉食不足的辅助。正如恩格斯所说：“一切部门—畜牧业、农业、家庭手工业—中生产的增加，使人的劳动力能够生产出超过维持劳动力所必需的产品。”农业、畜牧业生产经济的出现，是人类生活资料谋得方式的一个根本性变革。

采集和狩猎是获取现成的天然产物，农牧业则是依靠人类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因而农业的发明与发展为人类提供了稳定而丰富的衣食之源。

新石器时代的农业还处在初级阶段，农业的再生产只能是在轮流丢荒和不断开辟新地的条件下进行。当时的耕作原始，且经常受到大自然各种灾害的袭击，农业收获量很低，有时甚至全无收成。为保持生态平衡，原始居民们往往采取氏族村落的全部或一部分不定期地迁移，让土地轮流休耕。同时为了尽可能地扩大生活资料的来源，除农业生产和狩猎外，还要进行必要的渔猎活动，他们经常到村落附近的江河湖泊中去网罟，捕捞鱼、虾、蟹、蚌、龟、鳖等作为生活资料的辅助来源。我省的黄冈螺蛳山、天门石家河、房县七里河、圻春易家山等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都出土了较多的陶、石网坠。郧县青龙泉遗址上还出土有骨鱼叉等渔猎生产工具。在黄冈螺蛳山遗址上，古代人类食用后丢弃的螺蛳壳，遗留在文化堆积中密集成层，土丘亦由此得名。天门石家河还发现有陶龟、陶鱼等小红陶动物。

2. 不断改进生产工具，更有效地开发利用天然产物，丰富生活物资之所需

人类为了取得更多的生活资料，就得制造和有效地改进生产工具。远古的石器时代，人们生产工具的取材，主要是采用坚硬的岩石，如角页岩、砾石、燧石等石材，打制、琢磨做成各种石器，并兼用兽骨、角、蚌及植物的杆茎、枝条等不同材料，制作成木器、骨角器、蚌器等生产工具。木质生产工具一般容易腐朽不易保存，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未见遗存木器，湖北考古发现仅在大冶铜绿山周代矿冶遗址中保存了一批木质生产工具，有木铲、木撮瓢、葫芦瓢、木桶、木水槽、木船形斗（选矿工具）、木辘轳、藤筐等。原始居民还使用少量陶质生产工具，如陶网坠、陶刀、陶锉、陶纺轮等。原始社会时期的居民们还学会了利用精细的泥土烧制陶质生活用器，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人们加工石器、木器、骨器，只是改变了用材的形状，而未改变其性质，烧制陶器却是人类第一次利用火的威力改变了物质的化学性质，从而制出了新的物质，因此陶器的出现是人们向自然界斗争中的一项划时代的发明创造。到了原始社会末期，人们在烧制陶器的生产实践过程中，发现了能熔解的铜矿，开始懂得了用红铜铸造成小型用具，从此，进入了铜、石并用时代。商周时期，人们已大规模地开采铜矿，这时我国历史即进入了青铜时代。

湖北境内矿冶遗址的发现，是我国的又一重大考古收获。在鄂东南大冶、阳新一带，普遍发现了古矿冶遗址，其中大冶铜绿山古矿冶遗址，蕴藏有极为丰富的以铜矿为主的铜铁矿床，保存下来的古代采矿冶炼遗存亦很丰富。

考古调查发现，这里有古代露天采矿场遗址 7 处，地下采矿区即坑采遗址 18 处，古代冶炼遗址几十处。矿山的许多地方，地面覆盖着大片的古代炉渣，堆积最厚处 1米多，炉渣分布面积约为 14 万平方米，炉渣总量估计 40 万吨左右，经化验分析，炉渣是提炼铜矿后遗留下来的，就 40 万吨炉渣计算，估计古代已提炼的铜不少于 8 ～12万吨。这处矿冶遗址所处地理位置，交通方便，矿山脚下的大冶湖直通长江，水路可以抵达沿江各地。在大冶湖畔还发现了一批饼形铜锭，应是古人在运输中遗留下来的。已发掘揭露的地下采矿的古采矿井巷遗存数百条，发掘古冶炼遗址 3 处，清理揭露出较多的古代炼铜炉，出土了一批选矿、采掘提升、运载、排水等所用的铜、铁、木、竹、石制的生产工具及冶炼遗物，以及陶质、木质生活用器，在其附近还出土有铜兵器。从调查发掘的遗物考证，这处古矿冶遗址的年代，其开采活动应始于西周时期，而以春秋战国时期的遗存为主，采冶活动延续到了西汉。

铜绿山古矿冶遗址，是我国迄今发现时代久远、生产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一处矿冶遗址，它说明我国古代开发矿产资源的历史之悠久。早在东周时期我国在铜矿的采掘中就已逐渐形成了一套自成体系的开采技术，探索出了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这些都是我国古代矿冶技术成就的见证，大量的开发矿源为我国古代青铜冶铸业提供了丰富的铜矿资源。

铜的熔点比铁低，易于掌握，因而人们最先学会了冶炼铜。铜矿的开发和利用，为改进生产工具提供了条件，金属工具的出现，大大地提高了生产力的效率。但由于当时掌管矿产命脉的贵族们将大量的铜矿资源用于礼器和兵器，因而开采的铜，用于改进生产工具数量很少。如随县曾侯乙大墓中的青铜礼器和兵器（主要是礼器）用铜总量竟达 10 吨左右。以致进入青铜时代以后，生产工具仍处在铜石并用时期。同时又因金属工具原料来之不易，金属生产工具用坏后还可以回炉再加工成新的工具，故亦很少用于墓葬作随葬品。铜生产工具湖北境内考古发掘多是零星发现，在黄陂盘龙城商代墓葬中出土有一批生产工具，有铜斧、铜锛、铜䦆、铜削、铜锯等。在红安金盆西周遗址中，出土有小铜刀、铜锛及铸造铜锛的石范等。在襄阳山湾春秋时期墓中出土有铜镰刀。在大冶铜绿山春秋时期的采矿遗址中，发现了较多的大型铜斧、铜锛等采矿的生产工具及小铜刀等手工工具。

人们在青铜冶铸业的基础上，进而掌握了冶铁技术，发展了冶铁业，从而有了铁器。铁器的逐渐推广，对当时的社会生产，特别是农业生产有重要意义。长江流域自古以来森林茂密，稠密的原始森林，使原始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受到影响，依靠石斧和铜斧砍伐荆棘丛生的原始森林，效率是不高的，只有铁质生产工具的出现，才有可能大量砍伐树木，开拓农田，长江流域的经济才得以迅速发展，并产生高度的文明。

西周以后，江汉地区逐渐成为楚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对江汉地区蕴藏丰富的铜、铁、锡等矿产资源，进行了大量的开发和利用，使青铜冶铸业和冶铁业得到了迅速发展，由于楚国在春秋晚期就掌握了冶铁技术，因而成为当时较早使用铁农具的国家，到了战国时期，楚国的铁制农具已相当普遍地用于农业生产。

楚国的铁农具主要有铁锸、铁䦆、铁铲、铁镰刀等。在湖北境内的江陵太晖观楚墓中，出土有四棱铁锥；江陵楚都纪南城出土有铁斧、铁凿、铁锸、铁镰刀、铁铲、铁镢、铁刃口的木耒耜、铁凹口锄等农业生产工具；在大冶铜绿山矿冶遗址中，出土有铁槌、四棱铁砧、铁耙、铁六角锄、铁凹口锄、铁斧等一批采矿的铁生产工具。铁器出现后，才有可能使用并推广耕牛种田，有效地提高农业生产水平。

楚国的冶铸技术水平是很高的，它在青铜铸造上继承了中原地区商周的分铸法或浑铸与分铸混合使用的方法后，创造了精密铸造的失蜡法，随县发掘的战国早期楚国附庸国曾侯乙大墓中的青铜镂空尊盘，就是用失蜡法精密铸造而成的。楚的冶铁技术也很高明，早在春秋晚期，即发明了渗炭制钢技术。正因为楚国冶炼钢铁技术的进步，所以楚国的武器，以锋利著称。在我省江陵楚故都所在地周围，所发现的楚国士以上的贵族墓中，几乎都殉葬有青铜剑，仅随县曾侯乙墓这一座墓，青铜兵器即达 4000余件。文献记载，楚国是东周时期冶铁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它最著名的冶铁中心是“宛”。《荀子 ·议兵》中有“宛钜铁釶，惨如蜂虿”之说，可见其兵器锋利坚韧之程度。

楚国为了发展自己的经济，充分地开发利用江汉地区富饶的自然资源，发展农副产品及手工业，它的养蚕造丝业及纺织业也十分发达。江陵马山楚墓中出土了大批的丝织物品，织锦、刺绣之精，堪称高超绝伦。出土的丝织物种类达 30 多种，大部分品种是绢、纱、罗、锦、绣、绦等，其中宽达 50 厘米的大幅提花织锦上有龙凤、麒麟、舞女等七组花纹图案，手工技艺巧夺天工。用彩线精工锁绣成的绣罗禅衣、绣衾被等龙飞凤舞光彩夺目。织锦和刺绣上的绛红、朱砂红、橘红、土黄、金黄、绿、灰绿、黑、灰黑、褐、黄褐、蓝、白等十多种颜色说明，楚人已能利用不同的矿石，碾磨成自己所需的各种颜料了。

楚国还利用南方的森林资源，采伐木材、青竹、生漆等制作漆木、竹器。在江陵望山楚墓中，出土有大量的漆器，如漆彩绘木雕小座屏、漆虎座鸟架悬鼓、漆酒具盒、漆豆及大量的漆耳杯。随县曾侯乙墓出土有漆鼓，漆彩绘琴、瑟、笛、排箫等乐器，还有彩绘漆鸳鸯盒、彩绘二十八宿天文星象图的漆衣箱、彩绘漆盖豆等。竹器有彩绘竹篾席、竹笥（衣物箱）。江陵马山楚墓中出土有竹枕、彩竹绘篾扇、彩绘小竹编圆盒等，品种繁多，工艺精美。直至西汉时期，楚国的造丝业和纺织业、漆器制造业，还在延续发展，并增添了新品种，工艺水平也有进一步的提高。如江陵凤凰山汉墓中出土的彩绘人物漆梳、七豹大扁壶、三鱼耳杯等，云梦睡虎地秦汉墓中出土的凤形漆勺、双鱼单凤漆盂、凤鸟纹漆圆奁等，都是在楚国的漆器工艺基础上创新发展的。

楚人得天独厚地占有了江汉地区的自然资源，以他们“以启山林”的奋发图强精神，在这片南国肥沃的土地上，通过长期的辛勤劳动、尽力开发，充分利用大自然所赋予的丰富的天然物产，全面地发展了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及其他副业生产，从而使在西周时还是一个“筚路蓝缕”的穷国，一跃而成为《史记 ·货殖列传》中夸耀的“饭稻羹鱼”，“果隋嬴蛤，不待贾而足”，“无饥馑之患”的富饶之国。

三  古代生活环境的布局及住宅等环卫措施

1. 因自然条件而异的古代房屋建筑

居住条件是人类生活的基本要素之一，我们的祖先在基本结束了穴居山洞的生活后，开始建造原始简陋的住房。

起初人们只知掘穴或平地用树枝茅草搭盖一些窝棚作为栖身之处。即所谓“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和“因丘陵掘穴而处”等，大体上反映了古人开始造房的情景。经过不断改进，人们根据各自所处的不同自然条件，建造出各自所需的房屋。例如在黄河流域的黄土高原上，由于土质条件好，自母系氏族社会起，那里的原始居民，比较流行建造半地穴式房屋。土穴一般深度为六七十厘米，以坑壁作墙，墙壁涂草泥用火烧烤成灰红色硬面。到了父系氏族社会时期，地面房屋建筑增多，但半地穴式房屋仍在沿用（直至今天陕北一带还有住窑洞的），这种形式的房屋冬暖夏凉，所用建筑材料较少。

长江流域因地下水位高，且古代多沼泽地，雨量多，空气湿度大，居住在下游的原始社会时期的居民，如浙江河姆渡、江苏吴江梅堰等新石器时代遗址，还有南方广东高要茅岗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上都发现有干栏式房屋建筑。他们在崇山峻岭之中或水滨低洼地带，为了防山中“瘴气”或毒蛇、猛兽，往往就地取材建造干栏式房屋。木构建筑的房屋建造在干栏棚架之上，这里的居民至今仍继续沿用并更完善地建造居住这种房屋，干栏式房屋建筑，成了南方一带具有地方特色的建筑形式。

湖北地处长江中游，考古发现，从新石器时代起，这里的房屋一般都是地面建筑，极少半地穴式房屋。如枝江关庙山、京山屈家岭、郧县青龙泉、房县七里河等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掘揭露出的房屋建筑基址多为长方形地面建筑，房屋多是由红烧土块筑成。屈家岭的一号房子、七里河的八号房子下面还筑有土台子，仅在房县七里河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了一座浅穴式圆形房子，那里恰是与中原地区的接壤地带，而鄂东的红安金盆西周遗址中的一座圆形房子，则是建造在地面上的。商周以后的大型房屋多是建筑在人工台基上。如黄陂盘龙城商代遗址上的一、二号宫殿建筑，房基都是挖筑在一个大规模人工夯筑成的土台子上，仅在圻春毛家咀水塘内的西周遗址中，发现了一处木板壁结构的房屋建筑。这里在西周时期可能是水边低洼处，以后变成了水塘，残存的部分建筑无法看出全貌，分析亦有可能是干栏式房屋建筑。

由于地理位置不同，气候条件差异，房屋形式南北也是有别的。比如北方多采用四合院的房屋建筑形式，而南方夏季炎热，便十分讲究空气流通，一般要在住房建筑上多设门窗，前后开门窗让空气能够对流，以调节气温。如黄陂盘龙城遗址上的商代宫殿房屋基址上的寝殿，四周有大檐柱构成的宽广回廊，回廊内有一排四开间房子，门设置在房子中部，均向南开，中间两室在东北角上还设有后门。云梦睡虎地汉墓中出土的一座楼房模型，第一层有院落，楼房的每层都装置有百叶窗，既能挡室外飞扬的灰，又能流通调节室内的空气。

人类为了适应各种不同的自然环境，就地取材创造性地建造起多种样式的房屋，以抵御来自大自然多方面灾害的袭击，保卫生命的安全和身心健康。

2. 古代人们对生活环境的布局及环卫措施

从考古发现的居地和葬地可以清楚地看出，原始社会时期的人们是以氏族为单位，聚族而居的，居住在一个自然区域的人们，自然而然地结合成为一个文化的共同体。

原始聚落上的居住房屋、烧制陶器的窑场和死葬的墓地，都有一定的区划和统一安排。如在房县七里河父系氏族公社时期的聚落布局上，明显可以看出，其居住的房屋、收藏东西的窖穴基本上都分布在东南面。烧陶器的窑场则分布在东北面，墓地的主要区域在西北面，西面是处理垃圾的地方，发掘出大片的灰烬层。聚落周围还挖筑有一道深沟，作为安全防卫的设施。

在父系氏族社会晚期，已出现城市。城市型的聚落，则以政治、经济、文化等分区来进行区划，并逐步达到较为整齐规划的布局。在城市的聚落形态中，环卫措施上也就有了相应的设施。如在父系氏族社会晚期的淮阳平粮台城址，在南门地面下就设置有排水管，与平粮台同时期的湖北天门石家河谭家岭遗址中也发现了排水管，盘龙城商代遗址中的宫殿建筑外圈，也设有地下排水管。

自原始社会起，人们即在自己生活的区域内积极地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他们不但已合理地将生活区域内作了区划，将垃圾和灰烬弃置在居住区以外的划定范围内，同时对饲养牲畜也实行了人畜分区。东汉至三国的墓葬中普遍出土有羊舍、鸡屋、牛屋、猪圈等专为家畜活动的小屋子，当阳刘家场出土的猪圈上部还建有厕所，这些设置和处理，无疑都是古代人们保持环境卫生的措施。

大自然的气候变化，人类难以控制，人们为了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安然地生存下去，就得设法改善生活环境。江陵马山等楚墓出土的彩绘竹篾编小扇子、竹编凉席、竹枕，楚都纪南城内发现的大量水井及专为冷藏食物用的冷藏井（井中还有存放食物的陶瓮），以及随县曾侯乙墓中出土的冰酒用器冰鉴等，都应是当时人们夏季解暑降温的设施和用品。而原始居民挖掘的收藏食物的窖穴、江陵楚墓与曾侯乙墓中出土的炭盆等，都应是冬天抵御严寒和食物窖藏防冻的设施。

在江陵马山楚墓中还出土有香囊，当阳西汉墓和武昌、鄂城等六朝墓中出土有博山炉、熏炉、香熏等类用器，显然是人们为驱除生活环境中的污秽空气，调换以令人富有舒适感的清香洁净空气而置。

总之，考古材料说明，自然界给人类劳动提供资源，而人类通过社会劳动，把这些丰富的自然资源变成了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生存在大自然中的人类，从他开始出现的那一天起就在生活实践中，他们通过对自然资源不断地开发，逐渐从纯自然的原始环境中走出来，创造出了一个文明的环境，并不断地完善美化着这个文明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