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汉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综述

原刊《江汉考古》1980年第1期

　　地处长江中游的江汉地区，沿江两岸及其大大小小的冲积平原上，保存有极其丰富的古代物质文化遗存。新中国成立以来，这一地区的考古工作，揭开了长江流域古代文化的宝库，远古人类的旧石器文化遗存及分布稠密的大批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发现，充分地说明了奔腾万里的长江，它所经过的地方，和古老的黄河流域一样，也是哺育我国古代文化的摇篮。

　　考古调查发现，遍布江汉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尤以江汉平原分布为密，截至目前的不完全统计，湖北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450余处，其中经过发掘、试掘的有20余处。经初步了解其文化内涵，汉水上游的鄂西北一片，新石器时代文化多受中原地区“仰韶”“龙山文化”的影响。发现有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和晚于屈家岭文化的青龙泉三期文化遗存。鄂东、鄂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做得很少，鄂东地区发现有含“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因素和受长江下游“青莲岗文化”影响的文化遗存，以及晚于屈家岭文化的易家山文化遗存，鄂南发现有以夹砂灰陶为主的文化遗存。三峡地区发现的“大溪文化”，近年来，在鄂西地区逐渐有所发现，其分布范围已到达了江汉地区的边缘地带，增添了我们对这一原始文化分布中心的新认识。这里还有屈家岭文化类型的文化遗存和晚于屈家岭文化的季家湖文化遗存等。在江汉平原，集中分布着早、中、晚三个发展阶段的屈家岭文化遗存。江汉地区分布范围较广而晚于“屈家岭文化”的一类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是探索研究“屈家岭文化”去向的重要资料。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工作，使我们对江汉地区的原始文化面貌，有了一个基本轮廓的认识。

　　一、屈家岭文化

　　屈家岭文化的发现，是江汉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的重大收获。

　　1.屈家岭文化的发现与分期

　　1956年，在湖北的京山屈家岭，发现了一种以蛋壳彩陶和彩陶纺轮等为特征的、具有江汉地区地方特色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故命名为“屈家岭文化”［1］。随后，这种文化遗存陆续发现，几乎遍布整个江汉地区。屈家岭文化的发现，对于了解江汉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面貌及长江流域的原始文化类型，以及探索楚文化的发展渊源，都是极为重要的。

　　纵观江汉地区的屈家岭文化，大体可以看出其早、中、晚三个发展阶段。已发现并经过发掘的屈家岭文化早期遗存，有京山屈家岭下层、京山朱家咀［2］、武昌放鹰台下层等处［3］。屈家岭文化中期遗存，以京山屈家岭遗址的晚一、晚二为代表，经过发掘的还有郧县青龙泉二期等［4］。屈家岭文化的晚期遗存，已经发掘的有天门石家河罗家柏岭下层［5］、均县观音坪下层等［6］，而以石家河罗家柏岭为代表。

　　2.屈家岭文化各期遗存的特点

　　（1）早、中、晚期文化的遗迹和墓葬

　　房屋遗迹：屈家岭文化早、晚两期的遗存中尚未发现房屋建筑遗迹。中期遗存中的房屋建筑遗迹，有屈家岭遗址中揭露出的两座房屋残迹，及青龙泉遗址发现的四座房屋基址。这些房屋都为地面建筑，多用红烧土块筑成，有的居住面筑成高出地面的土台子，应是南方多雨防潮的需要，房屋均为长方形，屈家岭的“遗迹一”南北长14、东西宽约11米，由两部分组成。北边是一长方形红烧土筑成的土台子，面积约为59平方米。台子南侧有柱子洞四个，东西两端各为两个柱穴对称排列，北侧亦有柱穴四个，分布在与南侧相应的位置。南面是紧靠土台子底边延长，约低0.5米以内的一片红烧土平面。平面上分布有不规律的柱穴16个。青龙泉二期房屋遗迹有双间和单间两个类型，一座较大的双间房子，南北长14、东西宽约5.6米，分南北二室，朝东各开一门，隔墙东段也开有一门以沟通二室。四周有残高约0.48米的红烧土墙壁，厚0.5～0.6米，墙面以细泥抹平。北室居住面中北部有一长方形高约0.05米的烧土台子，南面立一保存火种的陶罐，南室居住面的中南部有一大小同北室土台差不多的烧土凹面，其北部竖埋一保存火种的陶罐。在隔墙两侧中部以西的居住面上，发现有竹编物印痕，当是睡觉的地方。青龙泉的单间房屋，面积较小。其中1号房子东西长4.2米，南北宽2.3～2.64米，门向东开，红烧土墙厚0.2～0.3米，墙基槽内有柱洞30余个。

　　灰坑（窖穴）：早期灰坑为圆形，屈家岭下层发现24个灰坑均为圆筒状，中期灰坑有锅底形，形状不太规则。青龙泉二期灰坑略呈锅底形，口径有的近4米，晚期尚未发现灰坑。

　　窑址：早、晚两期均未发现窑址。中期在青龙泉二期发现一座窑址，窑室和窑箅都已破坏，有火膛和三股火道，火膛略呈圆形，直径不到1米。

　　墓葬：仅早、中期发现有墓葬，晚期尚未发现。早期墓葬为长方形土坑浅穴墓，坑壁较难发现。单人葬的骨架多已腐朽。如放鹰台共发现墓葬59座，方向一般为南北向，其随葬陶器有鼎、罐、豆、杯、碗、壶、盂、器盖等，还有石铲、石镞。

　　中期墓葬发现不多，少见墓圹或不见墓圹，骨架多已腐朽，可辨出的方向：头向西，有单人仰身直肢和个别屈肢的，屈家岭和青龙泉的两座成人墓中，都未见有随葬物。小孩系为瓮棺葬，如青龙泉的瓮棺葬则是以一件陶器作葬具，有的罐口盖有豆盘，罐口向上或向西，无随葬物。

　　（2）早、中、晚期文化遗物的特征

　　生产工具：早期生产工具，石器有斧、锛、铲、刀、钻、敲砸器等，陶制的有纺轮，以磨制比较粗糙的大型柱状石斧、石锛和大型的黑、灰陶纺轮为代表。

　　中期生产工具，多是磨制石器，骨制、陶制的很少，以农业生产工具为主。石器有斧、锛、镰、刀、铲、锄、凿、镞、矛、钻、棒形器、球和小手工艺工具等。骨制的有锥，陶制的有纺轮，以中小型上窄下宽长方形石斧、斜弧形石镰、扁平长方形有孔石铲、树叶形石镞、石矛及种类繁多的斧形、锛形、刀形、凿形的小手工艺工具，以及图案精美的彩陶纺轮为代表。

　　屈家岭出土的长仅1厘米的小石刀，制作十分精巧。陶质较软的彩陶纺轮，橙黄色地，红褐色彩，也有黑色彩，用弧线、直线和卵点构成对称的各种图案，形式多样，色调柔和，是屈家岭文化的特色之一。

　　晚期生产工具，以中小型上窄下宽长方形石斧、弧背长方形双孔石刀、三棱锥形和三棱圆柱有铤石镞、多棱面棒形钻、太极图纹的彩陶纺轮、小型手工艺工具为代表。

　　生活用具：生活用具均为陶器。早期的陶器特点是以黑陶为主，器形较简单。主要有鸭嘴足罐形或釜形小鼎，盘形、碗形高圈足豆（多有镂孔），罐，小口高领罐，有彩或无彩的壶形器，曲腹杯，喇叭形杯，矮圈足碗，朱绘黑陶碗、盘、盂、罐等，圈足器发达，三足、平底器较少，把、耳器少见。

　　中期的陶器特点是以灰陶为主，黑陶次之。陶器的制作，突出地表现了屈家岭文化的工艺特色，薄如蛋壳的彩陶器，代表了当时制陶技术的高水平，是屈家岭文化的鲜明特征之一。蛋壳彩陶胎仅0.1～0.2厘米厚，器形有碗和杯两种，橙黄地施黑色，橙红色陶衣，绘红、黑彩，或二色兼绘，造型美观。蛋壳彩陶杯斜壁，平底似喇叭状，用卵点、弦纹、叶形、形线组成花纹，彩绘于器内口沿上。蛋壳彩陶碗斜弧壁，平底矮圈足，用卵点、叶形、方框等组成的花纹，彩绘于器外，少数内外都绘彩。

　　具有屈家岭文化特征的，还有长颈扁腹高圈足壶、高圈足杯、仰折弧壁的鼎、豆、碗等，鼎足多扁薄卷边。大型的各式陶罐、陶缸、大陶锅的口径近1米。器盖的应用较为普遍，已出现榫口式器盖。

　　其他有装饰品陶环，彩陶环和鱼形、龟头形玉饰等，还有彩陶球、陶球及陶鸡、陶羊、陶兽等小陶塑动物。

　　晚期陶器特点是，仍以灰陶为多，但红陶数量较中期增加。制法仍多手制，也有轮制。陶器器形与屈家岭文化中期基本相同，纹饰有所增加，具有特点的器物有口大于底的筒状厚胎红陶杯、折腹罐、直口弧肩斜壁罐、喇叭口筒形澄滤器、大型粗陶缸形器、扁折腹壶形器、小型高圈足杯、半月形双孔刀、三棱形石镞、梯形工艺小刀、太极图的彩陶纺轮等。晚期彩陶纺轮增多，有的较小，并有较多的陶塑动物出现，除陶鸡、陶羊外，还有陶象、陶猴、陶兔、陶鱼、陶龟等。形象生动逼真，反映了屈家岭文化晚期工艺水平的提高。

　　3.经济情况及社会性质

　　在屈家岭、石家河、放鹰台等遗址的红烧土中，都发现有作羼和料用的稻谷壳，经鉴定属大粒的粳型稻［7］。屈家岭遗址中期房屋建筑遗迹的红烧土内密结成层的大量稻谷壳及出土的猪、狗残骨遗骸和陶塑动物陶鸡、陶羊以及穿孔石铲、石镰、石刀、石锛、凹腰或有肩石锄等较多的农业生产工具，不仅从多方面说明了屈家岭文化的氏族，是一个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原始农业氏族，同时说明了中期的原始农业较早期发达。从而也有力地证明了早在四五千年前的长江中游，已普遍地种植了水稻。结合出土的石、骨箭镞，石矛，石球等狩猎工具及鹿骨遗骸，可以看出他们的经济来源是以农业为主，狩猎为辅的。晚期陶动物中有狗、兔等，反映这一时期在原始农业逐渐发达的基础上，畜牧业也有了相应发展，饲养的动物种类增多了，并发展了渔业活动。

　　屈家岭遗址的早期，发现了一个陶祖，这是当时对男性的崇拜物，它说明了父权制的确立，男性在生产中占有了统治地位，获得生活资料的主要任务，是由男子负担的。例如种植水稻的翻地、播种、收割、砍伐等农业劳动及农事之后的狩猎等主要生产活动，都是男性氏族成员的事，男子成了社会经济的主人。屈家岭文化的社会性质，已进入了父系氏族公社。

　　4.分布范围及年代

　　屈家岭文化集中分布在汉水中下游和长江中游交汇的江汉平原上，这里屈家岭文化早、中、晚期的文化遗存都有发现，应是这一文化的发展中心，屈家岭文化沿着汉水向北发展，其分布范围似在伏牛山以南，其影响范围到达了河南许昌附近的谷水河畔［8］。在河南南部唐河、白河流域（均系汉水支流）的南阳黄山、唐河寨茨岗［9］、镇平赵湾［10］和淅川下王岗等遗址中［11］，都发现有屈家岭文化遗存，其中有的遗址则只是出土了一些既有屈家岭文化因素，但许多因素又和屈家岭文化有差异的文化遗物，可能已是屈家岭文化的边缘之故。汉水中上游的襄阳三步两道桥、随县冷皮垭等新石器时代遗址［12］，都属屈家岭文化的遗存。向西发展，屈家岭文化已过长江，并已到达鄂西一片，影响到三峡附近，巫山大溪文化遗址中，出有类似屈家岭文化的高圈足杯。

图1屈家岭文化器物分期图

　　向南，在湖南澧县的一些遗址中［13］，也看到了屈家岭文化的影响，那里出有类似屈家岭文化的高圈足杯、壶形器等。向东的黄冈螺蛳山［14］、鄂城和尚山［15］、麻城歧亭［16］等遗址中，都有屈家岭文化的蛋壳彩陶出土，鄂东南邻近的江西修水山背［17］一带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中，出有类似屈家岭文化的壶形器、高圈足杯等器形的器物，可能为其影响所及。屈家岭文化的分布范围较广，在这一文化的边缘地区多为晚期遗存。14C标本测定屈家岭文化遗存的绝对年代是公元前2695±195年，距今4645±195年［18］。在处于汉水上游的河南淅川下王岗等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有仰韶—屈家岭—龙山三个时期的文化堆积，从地层关系上，找到了屈家岭文化的相对年代，是处在仰韶文化（晚）和龙山文化之间，与大汶口文化的中、晚期年代大致相当（图1）。

　　二、鄂西地区的大溪文化

　　1.大溪文化遗存在湖北省的发现与分布

　　近年来，长江上游三峡地区四川境内的巫山大溪文化［19］，在三峡以东鄂西至江陵一片不断有所发现。经过试掘、发掘的宜昌杨家湾［20］和中堡岛［21］、宜都红花套［22］、松滋桂花树［23］、江陵毛家山［24］、枝江关庙山［25］等遗址中，都发现有大溪文化类型的遗存。同时也有部分屈家岭文化特征的遗物出现。类似的文化遗址，目前所知还有秭归朝天咀、宜昌四渡河［26］、松滋西门河、江陵朱家台、公安王家岗等［27］，其分布中心应在鄂西一片，分布范围已到了江汉平原边缘。

　　2.桂花树、毛家山、红花套等遗址中的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遗存

　　桂花树、毛家山和红花套的文化遗存中，文化遗物的主要特征，都具有大溪文化的特点，在葬俗上，桂花树一期有仰身屈肢葬。三处遗址文化内涵在陶器方面以红陶为主，大部为粗泥陶，细泥陶和夹砂陶都较少，大量的陶器饰红衣，彩绘有红地黑彩、朱绘黑陶等，彩纹有平行线夹横人字纹、波浪纹等，流行戳印纹，也有瓦纹和弦纹及长方形、圆形镂孔等。陶器的主要器形如斜壁碗，圈足盘，敛口或侈口簋，浅盘豆，子母口、敛口碗形圈足豆，圆锥足小鼎等，都同于大溪文化类型的器形，特别具有大溪文化特征的是桂花树饰平行线夹横人字纹的彩绘筒形瓶等。

　　桂花树二期出有少量类似屈家岭文化的遗物。如高圈足杯、仰折弧壁盘、壶形器、旋涡纹彩绘陶等，红花套三期亦出有一些具有屈家岭文化特征的黑陶器、仰折弧壁碗、罐形扁平卷边足鼎、壶形器、盂形器、圈纽盖、蛋壳彩陶等。红花套四期出有灰陶高圈足杯、仰折弧壁碗、平沿斜弧壁碗等。目前正在发掘的枝江关庙山遗址中，其中层亦出有同于屈家岭文化特征的彩陶壶形器、筒形高圈足杯、仰折弧壁碗、彩陶纺轮等遗物。发掘资料可以看出，在这类遗址中大溪文化类型的遗存是叠压在有屈家岭文化因素遗存之下的，故应早于屈家岭文化。

　　红花套一期是以钵形扁平三角矮足鼎，大口平底、圜底盆，敞口筒形圈足杯，敞口斜壁假圈足杯，敞口单耳杯，敞口圈足碗，伞形、杯形、瓶口形纽器盖，碗形粗圈足豆等为代表的文化遗存，和红花套二期、三期都有发展关系，鄂西一片的这类遗址，文化面貌基本一致，它们属同一文化性质。但与巫山大溪文化相比，还有差异。这里的大溪文化遗存与巫山大溪文化的关系如何，还是有待探讨的问题。

　　3.大溪文化与屈家岭文化的关系

　　鄂西南一片大溪文化类型遗存的不断发现，引起了考古界的高度关注。

　　以江汉平原为中心向西发展的屈家岭文化和以鄂西为中心向东发展的大溪文化类型的遗存，交错发展，互相影响。在鄂西一片，屈家岭文化因素的遗存叠压在大溪文化遗存之上，这里的大溪文化遗存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面貌，而屈家岭文化在那里并不发达。

　　关于两者的关系问题，有的说是屈家岭文化直接由大溪文化发展而来［28］。有的说前者与后者是间接发展关系，目前的发掘资料，还不足以说明以上问题。我们认为这两个原始文化的关系，可能是互相影响的关系，而不是一前一后的发展关系。

　　第一，它们是起源于不同地域的两个不同的原始文化。一个起源于三峡以东的川东鄂西一带，一个起源于江汉平原，在起源的时间上，大溪文化要早于屈家岭文化。

　　由于它们都属于长江流域的原始文化，其所具有的某些共同特点是可以从长江流域共同的地理环境解释的，如两者都是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原始农业（正如河姆渡也是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原始农业一样）。再者，由于南方食物有防霉的需要等原因，陶器造型上圈足器较多。

　　第二，这两个原始文化，在今三峡以东的宜昌、宜都、枝江、松滋等地汇合，有明显的地层关系，这里大溪文化类型遗址中的所谓屈家岭文化期，其文化内涵只能说是包含有屈家岭文化因素的一期文化遗存，并非有一期屈家岭文化。几处有屈家岭文化因素的文化层中都仍以红陶系为主，多为大溪文化内涵，其中只是包含有若干同于屈家岭文化特征的器物。红花套三期最晚的一段，虽出土了一些有屈家岭文化早、中期特点的泥质黑陶器，但总观其文化遗存，亦仍以红陶系为主。红花套四期文化遗存中仅有少数屈家岭文化晚期特点的仰折弧壁碗等，在这里找不到大溪文化向屈家岭文化发展的发展序列。

　　第三，说它们有间接的发展关系，主要是以毛家山为例谈起的。毛家山文化内涵虽基本上属于大溪文化类型，但其典型器物已不典型了。其中最有大溪文化特色的筒形瓶，在这里不但粗糙而无花纹，且已歪斜变形，反映出大溪文化发展到了江汉平原已是边缘区的衰退现象。其近同于屈家岭文化的扁薄有孔石铲、薄胎小型彩陶碗、菱形格子彩绘花纹等，具有屈家岭文化特点的遗物，与大溪文化之间找不到继承发展的内因，这些现象似应为接触地带互相影响的反映。

　　三、汉水上游的仰韶文化遗存及其影响

　　1.仰韶文化在湖北的分布及文化特点

　　仰韶文化遗存，分布在江汉流域的汉水上游郧阳地区一带，经过重点调查、试掘、发掘的有均县朱家台、林家店、观音坪下层、乱石滩下层，郧县大寺下层［29］、青龙泉下层，房县羊鼻岭下层等［30］。以大寺、青龙泉、朱家台三遗址发掘面积较大，文化遗存较丰富，现以大寺下层、朱家台下层为代表，综述这一地区仰韶文化的特点。

　　我省汉水上游丹江一带的仰韶文化遗存有其浓厚的地方性特色，同时又表现了它受周围原始文化不同程度影响的一面。这里仰韶文化的陶器，以橙黄陶或灰陶为主，彩陶很少。有大量薄胎如“红顶碗”似的红边灰腹钵、器足复杂的鼎、带流钵及大口深腹罐等，同时又有一部分具有中原仰韶文化半坡和庙底沟类型的因素。其中晚一些的遗存中的某些器形，与河南晚期仰韶文化接近，彩绘艺术衰退，有大量的高领罐、平底钵等。

　　出土于大寺，属半坡、庙底沟仰韶文化类型的主要器形有鼎、瓮、罐、尖底瓶、卷沿盆、圜底或平底钵、高领罐、杯、器盖等。一件釜形四锥足鼎，肩部满施弦纹，与庙底沟仰韶文化中采集的一件鼎很相似。彩绘的纹样有宽带、圆点、弧形三角、平行线等，绘饰于盆、钵的口唇或腹壁外表的中上部，多数是红地黑彩或紫红彩，少数白衣地黑彩或红地鲜红彩。

　　属朱家台仰韶文化类型的陶器，以夹砂和泥质的红陶为最多，泥质和夹砂的灰陶次之，泥质黑陶最少，手制，外表多粗素面和磨光，施附加凸弦纹、堆纹或乳丁纹，绳纹和篮纹的数量很少，有少数罐、钵外表施以红色陶衣。器形有釜形圆锥足的鼎、钵形矮铲足鼎、罐形矩状外撇足鼎、高领罐、小口高领罐、深腹或浅腹小平底盆、薄胎红边灰腹直口钵、敛口平底钵（与豫北等地仰韶文化的“红顶碗”相似），还有深腹带流钵、矮圈足碗、小平沿杯、花边圈纽器盖等。仅在青龙泉发现几片彩色易脱的彩陶，构图有圆点、弧形、三角、平行线等，红地黑彩或鲜红彩。

　　郧县大寺下层仰韶文化内涵基本与半坡相似，但也具有庙底沟仰韶文化类型的一些因素。均县朱家台仰韶文化内涵与大寺同类遗存有显著区别。其陶器特点是以粗素面和磨光的夹砂与泥质红陶为最多，未见彩陶，器形简朴而制作比较精细。郧县青龙泉，均县乱石滩、观音坪、林家店的同类遗存均属此文化类型，这类遗存比大寺遗存要晚。

　　江汉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受到仰韶文化影响的有京山屈家岭早期遗存、黄冈螺蛳山、公安王家岗［31］、江陵毛家山以及宜都红花套一期关庙山下层等。在屈家岭早期文化遗存中，有类似庙底沟仰韶文化彩陶特色的白衣圆点勾叶纹彩陶。螺蛳山遗址中，出有相同于庙底沟仰韶文化的卷沿曲腹彩陶盆，红胎黑彩，彩饰图案亦为圆点勾叶纹。红花套第一期关庙山下层的厚胎红陶的彩纹与仰韶文化彩陶相近处很多，如花瓣纹、圆点、三角纹等。王家岗、毛家山遗址中的部分红陶，从陶质到表饰都有如仰韶文化的特点，可能就是仰韶文化向南之影响。

　　2.仰韶文化与屈家岭文化的关系

　　黄河流域仰韶文化晚期的一支，沿着汉水流域向南发展之时，屈家岭文化亦即发展到了汉水上游，因而这两种原始文化交汇于汉水上游丹江流域一带，那里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里，屈家岭文化叠压在仰韶文化遗存之上，在文化内涵上仰韶文化已呈现出发展到边缘区的现象，在一些遗址中，显现出强烈的地域特点。

　　仰韶文化对江汉地区的原始文化的影响仅限于一定范围，其影响面却是越到这一地区的中心地域，影响越小。目前所知，在汉水和涢水流域上多分布着屈家岭文化系统的文化遗存，从而推断江汉地区新石器时代的主要文化内涵应是屈家岭文化系统的。由此可见，虽然当前我们对屈家岭文化的起源还不大了解，但江汉地区的原始文化—屈家文化，是在这里独自发展的，并非起源于任何别的地区的某种原始文化。也可看出在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的原始文化曾给长江流域原始文化以影响，而长江流域江汉地区的原始文化同样对中原地区的原始文化也有过影响，汉水上游、丹江一带新石器时代考古资料说明，远古时代的人们通过流域的交往，南北原始文化曾有过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四、屈家岭文化发展渊源和去向之探索

　　1.江汉平原上较早的新石器文化遗存

　　江汉平原上现已知的新石器时代较早的文化遗存，除江汉平原边缘地区的大溪文化外，还有监利柳关、黄冈螺蛳山两处文化遗存。在屈家岭文化分布的中心区，目前未见到大溪文化，因而尚难以从屈家岭文化的早期遗存，追溯到大溪文化。监利柳关的新石器文化遗存，以泥质灰陶为主，陶器中除有较多的圈足器外，还有尖底器、平底器，三足器只见于鼎，器形简单，可能为较早的一种文化遗存。其中有同于屈家岭文化早期的同类器曲腹杯，圈足上饰圆形镂孔、有的尚未镂空等制陶作风，亦与屈家岭文化早期的某些器物有相同之处。但这种原始文化遗存，仅发现一处，只作过一点试掘，文化性质不明，还难以与屈家岭文化早期联系。

　　黄冈螺蛳山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长江北岸举水入江处。文化遗存以红陶系为主，其细泥红陶中出有一些近同于屈家岭文化的蛋壳彩陶。在举水上游的麻城歧亭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亦出有屈家岭文化的蛋壳彩陶。与黄冈隔江对峙的鄂城县，也发现了出有较多蛋壳彩陶的和尚山遗址。由于鄂东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做得太少，对这些出有蛋壳彩陶的遗址还没有进行深入的调查或发掘工作，这些发现是否为早于属屈家岭文化的早期遗存，与屈家岭文化的起源有否关系，还待在大量的考古工作中探讨。

　　屈家岭文化的前身，相当于母系氏族社会阶段，在江汉平原上应该有相当于这个社会阶段的文化遗存，这是我们探讨江汉地区原始文化时所必须注意的问题。已发现的螺蛳山之类文化遗存，当是探索屈家岭文化渊源的线索，但我们还未找到这类文化遗存与屈家岭文化早期遗存的明确关系和地层依据，难以确定这类早于屈家岭文化的原始文化遗存，即是尔后发展为屈家岭文化的前身，为了探索这个问题，应十分注意这类遗存的发掘整理和研究工作。

　　2.晚于屈家岭文化的一类文化遗存

　　晚于屈家岭文化的一类文化遗存，就当前的考古发现看，它应有青龙泉三期、季家湖等两个以上的文化类型。一个文化类型，是鄂西南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系统。即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因素的大溪遗存→季家湖文化遗存。现正在发掘整理的当阳季家湖类型的文化遗存，其文化内涵中有屈家岭文化因素，如同于屈家岭文化的灰白色泥质灰陶，同于屈家岭文化晚期的厚胎红陶筒形杯、粗高圈足盘、喇叭口筒形澄滤器、高颈壶形器等，也有大溪文化特点的戳印纹陶及仰身屈肢葬等。另一个文化类型，是鄂西北的新石器文化发展系统。即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青龙泉三期文化遗存。青龙泉三期，主要是继承了青龙泉二期的屈家岭文化，同时又接受了陕西龙山文化的影响。因此，江汉平原上的新石器文化发展系统还应有一个由典型的屈家岭文化发展而来的这类文化类型。

　　在江汉地区的许多地方，发现有晚于屈家岭文化类似青龙泉三期、易家山下层的［32］文化遗存，已知的有天门石家河的贯平堰、石板冲、三房湾，郧县大寺三期，均县乱石滩上层，松滋桂花树上层，房县七里河［33］，江陵龙王庙、蔡家台中层［34］等遗址，除江陵龙王庙外，皆做过发掘工作。这类文化遗存的特点是，它晚于屈家岭文化，但包含有屈家岭文化的因素，有的包含的比例还比较大，如青龙泉三期遗存即是。这些发现，还有待进一步分类研究，现仅就已经整理编写的两处这类文化遗存，综述如下：

　　青龙泉三期的文化遗存，直接叠压在屈家岭文化堆积之上（即青龙泉二期之上）。其文化内涵大部分与青龙泉二期相同或相近。如石器中的长方形上窄下宽石斧、扁平穿孔石铲、圭形凿、柳叶形石镞，及陶器仍以灰陶为多，其中饰太极图和直线、弧线组成的彩陶纺轮、蛋壳彩陶杯、仰口直壁和斜壁平底或凹平底杯、敛口罐形高圈足杯、弧壁圈足碗、敛口筒形罐、高领罐等，都是屈家岭文化中典型或常见的器形。但由于青龙泉三期拍印篮纹较前发达，以篮纹为主，方格纹、绳纹次之，并有斝、盉等晚的器物出现，故不能归入屈家岭文化。我们认为这是直接由青龙泉二期的屈家岭文化发展而来的青龙泉三期，而不能称为龙山文化。

　　易家山文化遗存中的长方形上窄下宽石斧、圭形石凿、柳叶形石镞及陶器中的高圈足杯、喇叭形杯、圈足壶、小口高领罐等，都与屈家岭文化中的同类器物器形相近。

　　同以上类型的其他文化遗存中，亦多有屈家岭文化因素的高圈足杯、喇叭形杯（平底或凹平底）、敞口斜壁矮圈足碗、斜壁圈足碗、小口高领罐、侈口斜弧壁深腹圈足甑、篦点或刻划“米”字纹陶球、小陶动物等遗物有所发现。这些现象说明，这类文化遗存虽然或多或少包含了屈家岭文化的因素，与屈家岭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但已不属于屈家岭文化类型，它应是晚于屈家岭文化的另一类文化，在相对年代上与龙山文化可能同时，它不能叫龙山文化，叫“湖北龙山”也欠确切，今后可选择不同类型的典型遗址予以文化命名。这类原始文化，从文化性质来说应已到父系氏族社会末期，快跨入了阶级社会的大门，有助于探讨江汉地区从原始社会到阶级社会的转变，无疑是我们今后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中值得注意的又一重要问题。

　　结束语

　　综上所述，江汉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原始文化，以屈家岭文化分布为广，其次以大溪文化的分布占有一定范围。大溪文化集中分布在川东、鄂西一片。屈家岭文化在江汉地区，几乎遍布长江中游和汉水流域，而集中地分布在江汉平原上。目前了解，在江汉平原上的京山、天门、钟祥、安陆、云梦、武昌、汉阳、黄冈、鄂城、黄陂、应城等10多个县（市），已发现的近100处新石器时代遗址，都属“屈家岭文化”性质。未见大溪文化遗存。而屈家岭文化早期遗存都分布在江汉平原上，从而使我们有这样一个认识，即江汉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原始文化，大部分是属于屈家岭文化系统的，其分布中心是在江汉平原。

　　所说的文化，是不同族的共同体在形成过程中所产生的。屈家岭文化的族属问题如何？我们认为，楚民族应是起源于长江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古老氏族的一支，屈家岭文化的氏族与楚族的起源，应有密切的渊源关系。这些都是我们研究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时必须重视和有待深入探讨的课题。

　　1980年4月5日脱稿于东湖

　　注释

　　［1］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京山屈家岭》，科学出版社，1965年。

　　［2］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湖北京山朱家咀新石器遗址第一次发掘》，《考古》1964年第5期。

　　［3］湖北省博物馆内部资料。

　　［4］长办文物考古队直属工作队：《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一年湖北郧县和均县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10期。

　　［5］湖北省博物馆内部资料。

　　［6］湖北省博物馆内部资料。

　　［7］丁颖：《江汉平原新石器时代红烧土中的稻谷壳考查》，《考古学报》1959年第4期（详见附表）。

　　［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1975年豫西考古调查》，《考古》1978年第1期。

　　［9］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唐河寨茨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63年第12期。

　　［10］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镇平赵湾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考古》1962年第1期。

　　［11］河南省博物馆、长办考古队河南分队：《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的试掘》，《文物》1972年第10期。

　　［12］湖北省博物馆内部资料。

　　［13］湖南省博物馆：《澧县梦溪三元宫遗址》，《考古学报》1979年第4期。

　　［14］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发掘队：《湖北黄冈螺蛳山遗址的探掘》，《考古》1962年第7期。

　　［15］湖北省博物馆内部资料。

　　［16］高应勤：《麻城县歧亭镇发现古文化遗址》，《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12期。

　　［17］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西修水山背地区考古调查与试掘》，《考古》1962年第7期。

　　［18］夏鼐：《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附表），《考古》1977年第4期。

　　［19］四川省博物馆：《川东长江沿岸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简报》，《考古》1959年第8期。

　　［20］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队三峡工作组：《长江西陵峡考古调查与试掘》，《考古》1961年第5期。

　　［21］湖北宜昌地区文物考古队发掘资料。

　　［22］长办文物考古队发掘资料。

　　［23］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湖北松滋县桂花树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76年第3期。

　　［24］纪南城文物考古发掘队：《江陵毛家山发掘记》，《考古》1977年第3期。

　　［25］中国科学院考古所长江流域考古队发掘资料。

　　［26］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队三峡工作组：《长江西陵峡考古调查与试掘》，《考古》1961年第5期。

　　［27］松滋县、江陵县考古调查资料。

　　［28］李文杰：《试论大溪文化与屈家岭文化、仰韶文化的关系》，《考古》1979年第2期。

　　［29］长办文物考古队直属工作队：《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一年湖北郧县和均县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10期。

　　［30］湖北省博物馆内部资料。

　　［31］荆州地区博物馆内部资料。

　　［32］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湖北圻春易家山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60年第5期。

　　［33］湖北省博物馆发掘资料。

　　［34］荆州地区博物馆发掘资料。